"储备弹药"发不发？ 或要看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

　　“储备弹药”发不发？或要看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

　　本报记者 王露 北京报道 2009-3-14 2:29:35

　　“我们已经准备了应对更大困难的方案，并且储备了充足的‘弹药’，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

　　温家宝解释，大规模的政府投入是最直接、最有力、最见效的措施，包含了中央政府直接投资1.18万亿，也包含吸引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以及银行信贷。1.18万亿则完全是新增的量。

　　“两会”刚刚结束之际，这番话将令4万亿会不会“加码”、如何“加码”的类似话题再次推上讨论的浪口。

　　此前“两会”期间，本报记者曾采访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他表示，目前还没必要拿出更多的投资或刺激政策，“下一步关键要看在中央拿出1万亿投资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带动社会投资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要看一季度的数据来对今年的经济形势作一个初步分析和判断。”

　　郑的这一说法，记者在发改委等部门也得到了大致相同的回应。目前的一般说法是，跟踪、分析、密切观察各项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指标，进而灵活审慎地制定宏观政策，乃当务之急。

　　对此，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亦在接受本报采访中表示，现在就扩大投资力度还为时尚早，关键是把现有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尤其要解决长期以来的消费和储蓄结构失调的问题，启动居民消费，否则扩大内需的政策的长期效果就值得质疑。”

　　先把现有政策落实到位

　　《21世纪》：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谈到4万亿刺激政策是否要“加码”时表示，要看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如果我们看最近陆续公布的1-2月份经济运行各项数据，你认为目前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需要增加新的刺激计划的时机？

　　王小鲁：最近一段时间有些数据比较难看是正常的，原先也已经都估计到了，要有经济增长方面的恢复，也应该主要在下半年。

　　我认为，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已有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而不是要急急忙忙地再出台新的措施。其中特别涉及到怎么解决既有的消费和储蓄结构失调的问题，启动居民消费的问题，这些政策要怎么具体落实，应特别关注。

　　《21世纪》：尽管1-2月的工业增加值、外贸等数据比较难看，但另一方面，信贷、PMI指标又有所回暖。我们该如何认识这种矛盾的经济形势发展，是暂时的反弹还是复苏？

　　王小鲁：信贷增长比较快，它是宏观政策导致的结果。但是信贷快了并不意味着经济马上就会回升，这中间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21世纪》：但最近外部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不少人在讨论全球金融危机是否还有第二波的话题，包括东欧的经济形势日益令人担忧。这无疑对中国的外需市场产生长久的冲击。你怎么看，你觉得在哪个时点，是我们需要出台更多更新的刺激政策的时候？

　　王小鲁：我比较赞同的说法是，全球金融危机不存在第二波的问题，而是本来就没到底。但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是先于其它国家复苏，当然外部形势不好也会加重我们复苏的困难。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随时注意形势的变化，同时尽快把现有的、已出台的这些政策落实到位。至于说现在马上需要改变计划，扩大投资的力度，我觉得恐怕现在还早了些。

　　要解决消费和储蓄结构失衡问题

　　《21世纪》：一方面是个时点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还会有哪些刺激政策。我们看到，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对4万亿的结构做了些微调，削减了基建的比重，增加了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你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王小鲁：前些时候讲到4万亿的政策，我感觉投资比较偏重，用于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带动消费这方面的支出，力度似乎是偏小。最近做出了一些调整。

　　另外，今天温总理记者会上讲到，比如说像未来的用于医疗保障改革的政府支出8500亿是没有包括在4万亿里边的。因为没有公布详细的材料，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是个好消息，至少说明我们对民生、社会保障问题还是有相当重视的。

　　确实有必要提出来的是，单靠投资拉动，解决不了中国现在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我们经济增长中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比重过低，过去因为内需不足所以靠外需，对外需的依赖非常重。那么现在外需靠不上了，要靠内需了。当然短期的来看，扩大政府投资这些也是必要的，因为它马上能够起作用，能够拉动经济，而且像基础设施这方面投资也是必要的投资。

　　《21世纪》：但可能我们还是更需要一种符合中长期利益的经济增长方式？

　　王小鲁：对。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解决消费和储蓄结构的失衡问题，那么这种扩大内需的政策，很可能只是短期起作用，中长期的作用怎么样，会有很大的疑问。下一步4万亿花完了，是不是经济就能持续地恢复到高增长的轨道，很难讲。因为如果仅仅偏重投资的话，那这个钱花完了，它的带动效应也就完了。我们就会担心会不会将来又出现新的经济萧条。

　　所以，调整结构是非常必要的，直接来看是消费，其实背后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关键要把社会保障搞上去，把涉及居民生活的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问题解决好。

　　改善小企业经营环境，从需求面考虑政策制定

　　《21世纪》：你刚才提到收入分配改革，金融危机也让中小企业更艰难，很多人开始担心国资的“挤出效应”，那你对于国资改革有何政策建议？

　　王小鲁：过去一段时间有很多国企得到不少好的发展条件，但是今后应该要更加侧重一个公平的发展，一个在平等竞争条件下的发展，特别像涉及到资源收入，或者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过去在税收体系上并不完善。比如大量的石油利润，本来应该以资源税的形式拿回到国家财政来，但实际上主要变成了企业的利润。这个是在收入分配上造成分配不公平的一个来源。

　　《21世纪》：在“两会”的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呼吁在4万亿投资中对他们有一些倾斜性政策，这也是解决就业、促进消费的重要方面。你怎么看？

　　王小鲁：现在特别需要对小企业有一些优惠政策，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小企业虽然在经济中间占的比重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在就业方面担负了主要的就业提供者的角色，恰恰解决了城镇就业的主要部分。

　　但是小企业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受忽视的。比如说各级政府有一些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的优惠政策，往往偏于比较大的企业，而对普通的小企业，既不是大中型企业，又不是高新技术，经营状况比较平常的，重视不够。小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整个就业形势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21世纪》：如果我们探讨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点在哪里，你是否赞同服务业的发展才是新一轮的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所在？

　　王小鲁：我觉得这个问题单纯从供给角度讲是讲不清楚的。因为哪个产业需要发展，发展多快，实际上是需求结构所决定的。大家对服务业需求更多，才会带动服务业发展。

　　当然中国现在确实需要去发展服务业，但与其去给一些产业政策，不如从收入分配、消费和储蓄结构的调整这些方面来解决现存结构问题，这样，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也就等于把内需不足的问题给解决了。理顺了结构才会有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

　　也就是说，不是说给哪一类服务业什么特殊优惠政策，这不一定能够解决太多的问题。关键还是认清，我们现在内在的结构矛盾究竟在什么地方，然后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有些服务领域的进入门槛过高，限制过死，是不利于发展的。例如民间小型金融机构到现在都没有发展起来，使得小企业缺乏外部融资渠道，这给小企业的发展造成了限制，对扩大就业也有非常不利的影响。这是我们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对金融市场既要监管，也要更加放开市场。

　　(本报记者王世玲对此文章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