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经济运作的隐秘之处

⊙陆志明

　　举凡当世经世济民之作，多出自经济社会学者与相关研究者，而《他乡之税》则由两位在基层的调研者著成。该书以写实手法入手，揭示了中国一个北方小镇自改革开放伊始30余年间政府财政经济改革的“隐秘历史”，并试图通过平城这一扇小小的窗口，描绘出一幅中国财政史30年的宏大画卷。

　　因其两位作者田毅、赵旭均为民间经济学分析人士，《他乡之税》一书采用了不同于普通经济学论著成本——收益、投入——产出等分析模式，更多的借助民间访谈、收集资料并多方求证的方式汇编了平城镇自上而下改革30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从叙事与求证的模式来看，《他乡之税》更近似于传统经济史学的研究，且其本身就是关于中国北方小镇平城经济社会成长的编年史料汇总。

　　在大部分的“三十年”图书系列中，你能看到的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心搞经济，全国人民齐奋斗，县县都有刘永好，村村都有鲁冠球，城里还有柳传志的生动图景，《他乡之税》则给你来点“隐秘”的，比如围绕财税这点事的扯皮和无奈。

　　1994年之前，我国的财税体制是地方财政包干制，这以后就是分税制。而改了分税制，中央就是“大股东”了，上面确定了基数，要层层分解到镇或村一级单位，完不成要罚款摘乌纱帽，完成了有富余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好处。于是，“买税”——即通过回扣将原本在别地缴纳的税引到本地来缴纳——成了一种必然的“恶”。

　　“买税”是一种多方参与的博弈，卖税的企业赚了回扣，出去引税的官员也有好处，除了保住乌纱有了政绩外，还往往参与瓜分回扣，被引走税的地方其实也没有吃什么亏，因为多缴也无甚实惠，然而，这一切不可能是没人最终埋单的。那么是谁？尽管两位作者在书中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人们凭常识就可以知道，只能是底层农民。因为企业和官员的卖税回扣实际上是村、镇、县等财政垫付，往往还有很多是通过高利贷支付的，最终的来源是来年下拨的财政款，补这块亏空的，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少给本地农民办事，二是多向本地农民榨钱。

　　虽然是倾向于严谨的经济史料研究，但是《他乡之税》却并不艰涩。相反，作者以编年体为主的记史模式穿插了众多家长里短的生活叙述，没有夸张，也少掩盖，反而让人有种娓娓道来小说式的亲切与熟稔。如引子中，平城北村村长周大正与郭白头因借钱垫税案对簿公堂剑拔弩张；乾隆朝平城奶奶庙会重开带来的繁荣喜悦；平城中学公车事故造成三死九伤带来的悲凉伤感等等，不一而足。

　　围绕平城财政税费与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矛盾冲突这一主线展开的多个故事画面，既凝聚了中国基层农村政权在履行政府财政收支职能与维系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艰难抉择，同时也描绘了一幅中国北方农村在30年改革大潮中的喜怒哀乐史。历史源于生活，郭白头、王谦、陈牧青，这些在平城30年改革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绘就了一幕幕的经邦济民故事，据此甚至可以改编为经典的电视连续剧。而从平城官与民之间的财事权利之争中展现出来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财税的艰难跋涉。

　　《他乡之税》并未像一般经济学著作那样得出最终的结论。相反，该书希望通过厚重的史料叙事，让读者从字里行间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或许翔实史料的积聚，更能吸引后来读者的眼球，因为真实的历史往往比空洞的结论更具生命力。我甚至猜想，若干年后，或许会出现某某君、某某版本评说《他乡之税》这样的经济史点评著作。抛砖引玉、博得百家争鸣，未尝不是其真正的成功之处。

　　从现实经济的角度来看，《他乡之税》中所反映的只是中国北方农村改革30年来的一个缩影，但仍然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农业、农村艰辛困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绝非危言耸听，农业生产落后、农民负担不减反增、基层政府与民争利，广大农民进城打工却屡遭打压、社会矛盾冲突日渐激化。《他乡之税》深刻揭示了农村乡镇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缘起，也为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农村发展的“三农”问题提供更为广阔的现实依据和思路。

　　在过去几年里，田毅数十次跑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想要揭开一个秘密，那就是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北方乡村经济运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虽然书稿一拖再拖，田毅也还不能称为商业上的“优秀作者”，但他“广泛阅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最终留下了一本厚实、有深度和感染力，且能为后来人提供借鉴的著作。

　　《他乡之税》

　　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

　　田毅、赵旭 著

　　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