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拉动经济应成为一种常态
■李义平
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次贷危机所以能够对我国实体经济发生影响,是我国内需不足使然。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启动内需、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措施,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及时和完全正确的。
1.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于小国的。经济学对此有着十分经典的论述。亚当·斯密早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写道:“中国幅员辽阔,居民那么多,气候是多种多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物产,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当代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霍利斯·钱纳里在其著名的《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中进行了大国发展模式与小国发展模式的比较,其结论是:“大国发展主要的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且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它的经济就越趋于封闭经济的情形。在整个转变时期,典型的大国具有占国民生产总值12%的出口额,假想的半开放国家的出口额占6%。”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大国。“那些在大国中导致有限贸易和平衡增长的因素在小国中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后者具有较少多样性的资源和较小的市场,这就使对外贸易的利益增加了,对大多数小国而言,外资也更容易得到。”斯密和钱纳里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资本短缺,应当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那么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且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就应当不失时机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注重内需拉动把注重内需拉动调整到一个战略性的高度。
2.注重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更直接的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教训。
美国次贷危机所以能够对我国经济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是因为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经严重地依赖外需的拉动。一旦外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就会产生如下的情形:(1)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甚大。例如2004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对我国产品有着较大需求,我国经济就会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当然,这种发展是以中国劳动力的低工资支撑了对我国产品有需求的国家人民的廉价消费。然而一旦世界经济较为萧条,特别是对我国产品有大量需求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较为萧条,减少了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我国经济发展就会相当被动。这就是我国当前的情况。(2)在经济严重依赖外需的情况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上扬会导致国内产品价格上扬,形成输入性通胀。这就是我国2007年末到2008年上半年的情况。(3)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这几乎是美国面对对日贸易逆差和对华贸易逆差的惯常做法。处于逆差的国家要求处于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或者让本国货币贬值的做法使得顺差国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面对市场,任何市场主体都应当自我保护。从保护的角度讲,我们也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并不否认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但基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和基本国情,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应当是充分重视内需。
3.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是外需和内需两个轮子并举。
内需和外需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要依靠的是外贸这只轮子。那么,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必须确立另一只轮子,这就是内需 ,是建立起一个消费型社会,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只有当两个轮子都健全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才能稳健发展。
我们这里对中国经济发展未来模式的讨论,丝毫不影响对当前启动内需的认同。当今之计,就是应当启动内需,启动内需与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成为一种常态本身并不矛盾,在当前的情况下是一致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内需,是因为以往没有给内需以足够的重视。这样讨论问题,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外需,而是针对以往对内需的忽视而言。我们既要重视外需,更要重视内需,在当前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重点是消费拉动。马克思认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只有产品或者商品进入了最后的消费环节,实现了惊险跳跃,整个生产过程才算完成,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马克思还强调,如果消费不足,就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我国目前的现实说明,如果内需不能替补由于外需减少而空出的市场份额,不能把投资转化为消费,必然会造成产能过剩,债务增加,经济萧条。我们并不否认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但投资并非最终目的,消费才是最终目的,投资拉动应当顺从于消费拉动。纵观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不是消费拉动居于主体地位。虽然在经济萧条时期,在启动经济的非常时刻,政府也有直接投资,但这种投资是有限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振奋民间的投资和消费信心。
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常态,并且着重是消费拉动,这是一个系统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分配应当适当地向劳动转移(劳动的收入用于消费,资本的收入用于积累和储蓄),应当适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还应当建立起必要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制度,甚至包括教育改革等,以使人民群众在消费时无后顾之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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