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境外投资不是鼓励抄底

　　规范境外投资不是鼓励抄底

　　中国商务部刚刚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在鼓励境内企业赴外“抄底”。尤其是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很多境外的市场和企业都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资产价格大幅缩水，从而并购的成本和价格比以往低了很多，于是让很多国内企业家跃跃欲试，都想赴外“抄底”。

　　对于这种“投资扩张冲动症”，笔者建议最好冷静些，千万不要以为价格便宜就是“走出去”的契机，更不能以此为借口盲目“出海”。简单地依靠价格来估值，往往会忽略系统性风险。在“倾巢之下”，“便宜”未必就有价值，或许是陷阱。对于看上去“便宜”的股票，巴菲特深有体会，他在２００８年《致股东的信》中坦承：在购买两家爱尔兰银行时，当时看上去“便宜”，结果买了之后公司就出现了巨额计提，就因为贪“便宜”这个愚蠢的错误，导致投资失误。显然，仅仅价格“便宜”还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购买的理由。关键是买来之后要能够完全驾驭收购对象，能够跨境整合资源，能够适应当地的法规和游戏规则，能够发挥管理的协同效益，能够让并购行为发挥１＋１＞２的效果，否则海外并购风险大于收益。

　　对此，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今年两会期间参与湖南团讨论时，曾给国内躁动的企业家（欲赴海外并购的企业家）泼了一盆“凉水”：“你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吗？分析过双方的文化差异吗？了解当地的工会劳资关系吗？如果对方的工程师辞职了，难道你还要从长沙派人到国外去？让整个企业都讲湖南话？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这种信心会让我害怕。”

　　王岐山虽寥寥数语，但是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揭示得非常深刻，这些问题的确是中国企业在谋求“走出去”时首先要充分考虑的，否则很有可能有去无回。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去发达国家投资，成功率都很低。拿日本当年的经验来说，日本经济在膨胀时有“买下美国”的雄心壮志，结果“海外打鱼”的愿景最终不但没有实现，反而纷纷葬身大海。在１９８９年时，全球十大市值银行日本银行竟占据八席，在金融大爆炸之后统统销声匿迹，有些银行最后甚至连“鱼骨架”都没带回来。

　　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在上一轮牛市中，很多中国的金融企业都有海外并购的经历，除了境外投资亏损累累之外，还搞得自己遍体鳞伤。如果再让中国的实业资本贸然出击，则必然会重蹈金融企业海外投资的覆辙。

　　在目前中国经济内忧外患的情景下，相信政府部门规范管理境外投资并非意在鼓励“抄底”，而是为了让管理程序更加规范、更加高效、更加透明，让责权利更加明确。

　　对于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笔者认为下放和简化核准程序并不是鼓励中资企业肆意境外投资，反而是通过“注册制”的方式来让“游击队”纳入监管范畴；其次，通过引导服务的方式既帮助中资企业“走出去”，也在约束境外投资的方向，比如境外投资不能涉及影响双边政治和经贸关系、不损害国家经济安全、不违反国际义务、不恶性竞争；再者，管理办法对境外投资企业提出了行为规范，比如企业应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承担社会责任；另外，管理办法将特殊目的公司（比如将赴海外上市、海外注册的公司）也纳入了管理范畴，对一些将在开曼群岛、百慕大等“避税天堂”注册的公司进行规范和核准十分必要。目前很多国家都对“避税天堂”略有微词，都打算采取措施来约束这些“外逃”的企业，否则很多国有企业和洗黑钱的公司通过几重运作，不但逃避了税收，还逃避了监管。

　　显然，国内媒体和企业不能误读商务部的这个管理办法，不能简单地理解成鼓励“抄底”。

　　在管理办法明确的背景下，笔者建议中资企业在“走出去”时一定要谋定而后动，不能贸然行事，不能一窝蜂地往外涌，应该有次序、有战略地往外走，要提防陷阱和系统性风险。

　　其次，要及时治疗中国企业的投资多动症和投资扩张症。很多企业在国内养成了不顾市场、只顾市长的毛病，很多项目的上马都不是按照纯粹市场的方式来运作，通过行贿、寻租、利益输送等“潜规则”来获得超常规发展，看似资源整合能力很强，似乎如鱼得水，可是一旦奔赴海外投资设厂，这套模式就不灵了，在国内“横行霸道”的习惯在海外却处处碰壁，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三，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要“以我为主”，不能头重脚轻。在目前国内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国内企业首先应该承担起振兴国内经济、吸收国内就业、发展国内产业等重任，先搞好国内这一摊子，不能盲目去海外“刀口舔血”。除非是一些战略资源、储备物资等特殊项目或者是一些战略性的机会，否则还应以稳妥为主。

　　第四，对于已经“走出去”的金融企业和实业资本，要进一步加大离岸监督，防止外生性风险蔓延至中国的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