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来临前主流经济学家为何集体失语

　　金融危机来临前，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危机彻底爆发后才惊醒中国经济学界。经济研究不仅是理论研究，更是实证研究，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必然带有滞后性——

　　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四川科轮集团董事长刘革新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而当时在场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可能并不认同刘的比较极端的说法，但也坦承主流经济学家在预测此次金融危机时是失败了。对此，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批评刘的这种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搞错了对象，他认为，刘和张用“位置决定主流的判断方法存在很大问题”，应该采用经济学界同行评议的标准来判断谁是主流经济学家。

　　在我看来，李的说法虽不无道理，但也太学究了点。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指的就是官方学者尤其是官方重要研究机构的学者，这无论是民间还是这些学者本身对此都清楚得很。社会之所以有此共识，原因很简单，中国基本没有非官方的经济学者，更谈不上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不能用经济学界对主流的划分标准来看待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事实上，即使用此标准来划分，现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大体能够成立。

　　这个暂且不提。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家是否应该为中国当前的经济衰退负责？我认为是要负部分责任的。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决策者不得不依赖经济学家提供的意见和建议来作出判断、调控经济。而这波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国众多经济研究机构和学者都没有预见到它对中国经济将会产生的严重冲击，要说经济学界没责任是讲不过去的。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发生的，有很多过往同类危机所没有的新特点、新现象，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学家没有很好地预见本次危机并不奇怪。但我们的问题严格说来不是未曾预测到危机，而是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乃至演变成局部的金融危机后，没有人告诉决策者危机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影响，需要及时采取应对之策。当时经济学界仍充斥一片乐观之声，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受危机很大的冲击，以致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刻钟，政府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双防”工作，还在不断地调高利率、准备金率。7月份后，危机已经相当明显了，中央也把宏观调控的基调由“双防”改为“一保一控”，但某些学者兼官员还在坚持货币政策要以防通胀为主。一直到9月份，美国的“两房”问题爆发和雷曼兄弟破产，世界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大宗商品暴跌，才彻底惊醒了中国的经济学界，但此时沿海的中小企业基本被危机和我们以前采取的政策打得趴下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经济学界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中几乎集体沉没？我想，除了水平问题外，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机构本身的性质有关。经济研究不但是一种理论研究，更是一种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就需要调查，掌握真实情况，而不仅仅依靠注水的数据，但正如刘革新所说，我们的很多学者都是教科书思维，照本宣科，没有深入实际，或者都是摸着领导的脾气做研究。如果经济研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数学模型去套中国的问题，不去剖析、研究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不去深入实际做调查，要得出准确的结论是很难的，基于此而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也就必然牛头不对马嘴。

　　官办研究机构的一大弊端，是研究者往往按领导的意图从事经济和对策研究，这实际上等于为研究预设了一个前提，无疑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和公正。因此，要尽量减少官办研究机构可能出现的偏差，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就必须发展一定数量的民间研究机构与其互补。民间研究机构由于与政府纯粹是一种买卖关系，他们就可能更基于事情本身而得出结论，提供政策建议，而不是去曲意迎逢领导。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快，目前已占到国民经济总量的2／3。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民营研究机构与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非常不相称，各类研究基本被官方垄断。此种现象必须改变，应该从政策上为民间研究机构松绑，并着力畅通民间机构和决策层的沟通渠道。

　　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很少见到经济学界反思自身的问题。提出经济学界在此次危机中应对的责任问题，并不是要追究哪个人的具体责任，而是要我们引以为戒，提高经济研究的质量，从更高的视野，更历史地看问题，从而做到研究更有预见性和前瞻性，避免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来源：上海商报邓聿文/文作者系《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