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的女性新世界

　　微软的女性新世界

　　作在IT产业，女性正在各个领域表现出竞争力。正如微软剑桥研究院首任院长的妻子、英国计算机科学家Karen Sparck Jones所说的：“计算科学太重要了，已经到了不能只留给男人们来研究的地步”

　　□记者 张娅

　　为微软中国区人力资源部总监，康颖涛需要时刻关注公司员工的性别比例变化。

　　按照传统观念，IT业尤其是涉及到技术的领域，一直都是男性的世界。偶尔有几个女性，人们的印象也通常限定为：戴着黑框眼镜、目光呆板、不修边幅。

　　2003年，微软亚洲研究院互联网数据管理组研究员宋睿华在清华放弃了硕转博机会，她决定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经过漫长的8轮面试，她终于见到了时任副院长的张宏江。张宏江问她：“你为什么没有攻读博士学位？”她回答说：“BBS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清华里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清华女博士’。我不想成为第三种人。”张宏江被逗乐了。在研究院工作之后，她对女博士的恐惧渐渐消除，现在成为了一名在职博士生。

　　“我们长大了，这个时代也提供给人们丰富的物质。只要不再迷信地把不修边幅当成工作认真的招牌，我们一样可以塑造出让人舒服的形象。”记得有一天中午，宋睿华看到一群女实习生说说笑笑地从活动室走出来，她感慨到：“她们是那样有光彩，发型和衣着各具魅力。这一幕让我久久难忘。”

　　确实，对于女性来说，进入IT业并崭露头角已经不再是一种奢望。2006—2007财年，微软女性领导者以及研发和市场的女性员工比例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最高达到14%。正如微软剑桥研究院首任院长的妻子、英国计算机科学家Karen Sparck Jones所说的：“计算科学太重要了，已经到了不能只留给男人们来研究的地步。”

　　教育所改变的

　　是什么改变了这个世界？大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教育。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在一份针对中国女性的研究报告指出：“教育是改变中国不平等现象的‘均衡器’，对女性也不例外。”作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对知识的渴求让朱宁从一名纺织女工变成了今天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战略合作部的资深商业智能（BI，Business Architect）架构师。

　　1968年，刚上初一的朱宁不得不下乡插队。村里人对这批知识青年一律称呼为“大学生”。朱宁反复解释自己只是小学毕业，村里人根本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有人拿了一个数学里的“根号”问朱宁，她回答说：“挺像‘除号’的，但我不认识。”对方说：“你确实不是大学生，你确实是小学生。”朱宁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回忆到：“当时我并不知道将来会有机会上学，但我觉得要为人妻为人母，如果以后儿子说妈妈连‘根号’都不懂，我实在无法接受。”她开始了自学之路，第一个学会的就是使用“根号”。

　　1970年代初期，朱宁到苏北一家纺织厂当纺织女工，后来又去了拖拉机厂。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各单位根据中央的“721”精神，纷纷开办了721大学。她幸运地被推荐到了拖拉机厂的721大学，毕业后留校。然而，721大学毕竟不是正规大学。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有政策规定说，在721大学读过书的人不能再报考正规大学。没办法，朱宁“异想天开”地决定直接去考研究生。当时，南京自动化研究所正好通过中国电力科学院招电力系统自动化的研究生。朱宁对丈夫王建说：“我们去考考吧，考不上也不丢人。”

　　第一次努力并没有成功。朱宁夫妇的总分都够了，却各自有一项单科没有过关。那年春节，朱宁夫妇都没有回南京老家，在厂里埋头苦读。第二年，他们一起考上了中国电力科学院研究生院。两人自学成才的经历当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广泛报道。毕业后，他们分到电力部南京自动化研究所工作。

　　如果命运没有再次出现转折，今天的朱宁可能是一名电网专家。如同其他老三届一样，朱宁充满读书的渴望。机会很快来了，在她被派去加拿大做交流访问的时候，好几个美国大学教授对她提出邀请，不但提供奖学金，还可以任选课题。朱宁的孩子刚满一周岁，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但丈夫很支持，她才下定决心。

　　1988年，朱宁到美国留学。她很快遇到了障碍。按照学校规定，刚入学的学生只是试读一年，只有通过了考试才算正式学生。而14门要考的课程和她以前学过的教材完全不一样。更困难的是，导师的前两个学生都没有通过考试，她的准备时间不得不被缩短了半年。6个月里，朱宁就是宿舍、图书馆、教室三点一线，每个星期只去买一次菜，通常是煮一锅鸡蛋，每天出门前拿几个放进书包。最终，她成为第一个在半年里一次性通过考试的学生。

　　朱宁在美国获得电子控制博士学位的同时，丈夫王建也在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他们开始了在IT公司的职业生涯。现在，朱宁一家三口都在微软工作。有趣的是，最初是猎头找到王建，希望他考虑微软公司的工作机会。但王建发现这个职位更适合朱宁。猎头转而说服朱宁加入微软。后来，朱宁的儿子成为微软的一员。母子俩一起游说，王建也加入了微软。

　　与朱宁这代曾经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人相比，“70后”、“80后”的女性确实要幸运得多。不变的是，受教育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主宰着她们的职场命运。万事达的报告指出：“虽然没有具体统计，但有证据表明高学历的女性往往在求职、业务发展等方面更加成功?随着学历增高及教育质量的提高，中国女性在未来十年中将更加受益。”

　　更多选择

　　2008年国庆节期间，朱宁和当年的知青相约回到插队的地方。一晃近40年，知青们和老乡抱头痛哭。“中国现在很开放，每个人有很多选择，而我们这代没有选择。”朱宁感慨到，“所以我们这代人是为学习而学习，为工作而工作。不是我喜欢什么才去做什么，而是哪有路可以上学我就走哪条路，顺理成章进入到这个行业，所以也不是我选职业，而是职业选我。”

　　时代发生变化，朱宁也有了选择机会。2003年加入微软后，王建在多次到中国后很希望回国工作。朱宁刚开始不动心。后来有一次，她在阿拉斯加参加狗拉雪橇活动。活动开始前，所有狗都被圈在笼里，教练带他们去挑选，这些狗都表现的十分积极。“当时教练跟我们说，你看连狗都这么积极地想争取工作，如果你们每个人没有这种想去工作的冲动，就应该仔细想想是不是该换工作了。”朱宁回去认真地想了一下，就觉得自己该换工作了。2008年，朱宁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国内。

　　与朱宁相比，康颖涛加入职场之初就有了更多选择。她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如果按照既定的道路，她可能会成为一名心理医生。但康颖涛选择了人力资源，至今已在这个领域工作了15年。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工程总监周斌一开始就选择了计算机应行业，目前负责Windows 7操作系统部分功能的研发和测试。此前，她曾在北电网络中国研发中心工作了近10 年时间，先后从事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及研发工作。

　　“一般来说，女性上大学选择专业时就有一种倾向性，在心理上就觉得某些专业不适合女性学习，或者学完后的职业发展对女性不利，这本身就是一种固定思维模式和偏见。”周斌说：“实际上，在一个男性偏多的环境，有女性出现就证明她很优秀。大家会更加关注她。如果她有很好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很高的智商，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都非常容易在团队中突显出来。”

　　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用户界面组的主任研究员，张冬梅带领的研究团队主要致力于书写识别研究领域，如数学方程式识别及东亚语言识别等，并研发出数学公式手写识别器，该技术在Windows XP Tablet PC Edition中的Education Pack中发布使用。2006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微软总部西雅图的时候，微软给他演示的一项平板电脑显示技术也是由张冬梅的团队研发。

　　张冬梅承认，自2004年从微软总部回国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身边的女性员工比例在逐年增加。“当然，你不可能期望女性员工的比例一下子达到50%或者更多，但这种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她说，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每年的实习生队伍中，女学生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能否让更多女性在微软担任管理层职务，现在已经成为检验康颖涛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之一。“消费者正在越来越多元化，只有实现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的多元化，才能真正了解消费者多元化需求。”她说，“现在的工作方式更为灵活，比如微软也在实行弹性工作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工作时间可能需要把每天的24小时分成不同时间段来进行。这对女性成为领导者有很好的驱动作用。”

　　赢得人生

　　即使在IT产业不甘人后，微软的女精英们于工作和家庭之间的挣扎一点都不弱于其他行业的女性，尤其是成为母亲之后。只有随着职业阶段和年龄的增长，她们在两者之间才会逐渐游刃有余。

　　对周斌来说，四年前女儿的出生成为她的一个人生分水岭。她坦言：“我以前很简单，就是工作，工作的目的就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为了做得更好，我很辛苦。在女儿一岁之前，我过得一塌糊涂，完全适应不了角色的转换。我想继续工作，看着女儿又有一种负罪感。”女儿不到两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家里开电话会议，女儿开门进来哇哇大叫。周斌把女儿推出房间，然后把门一关。事后，女儿好几天都不愿意跟她在一起。

　　在接受采访前一天，周斌还答应要接女儿放学。但临下班时，她突然有一个会议要参加。“我当时想这对孩子也是一次锻炼。结果我去的时候她果然是最后一个，眼泪一直在眼里打转。她看到我的时候很生气，我就一个劲地跟她道歉，解释说妈妈很忙。她点点头，但其实心里很不高兴。”

　　当然，如果面对更大的抉择，周斌一点也不含糊。生完孩子后，她刚回到工作岗位就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团队一起被派驻到美国总部工作一年。她回忆到：“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想，‘哇，太好的一个机会’。可再仔细一想，一年后回来女儿可能都不认得我了。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会有更好的升迁机会，但如果不去可以换来孩子在特别关键的一年都和我在一起。后来，我还是决定不去了。”

　　周斌说：“你一定要学会取舍，一旦回到家里，时间尽量都是属于孩子和这个家庭的。我还很年轻，正在努力学习。”

　　作为一个15岁女儿的母亲，康颖涛也把人生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进入学校到毕业后开始工作，她完全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很多时候受外界影响。为了做到最好，她花很多时间学习各种知识。虽然很累，但是很满足，成长也很快。第二个阶段是从恋爱到成家生子，这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变大了，不能只想着自己。

　　“一定要想清楚在不同生活阶段的需求。”康颖涛说。比如在孩子小的时候，女性可能要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孩子身上；到孩子可以独立时，女性可能又很想在事业上成功，因此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同时，教育孩子很重要，可以借用第三方比如父母的力量。“有得总是要有失。”她说，“这时候你要平衡好，知道哪些是你想要的东西，哪些是你能够放弃的东西。”

　　10多年前，微软大中华区信息工作者业务群总经理邱丽孟也遇到过同样的烦恼。当老板决定让她担任微软台湾公司总经理的时候，她并没有显得很兴奋，而是表示要考虑一下，第二天才能答复。当天晚上，她询问了家人的意见，直到丈夫和儿子都同意了，她才接受新的任命。此后一年里，她出差的时间增加了很多，即使不出差，也需要经常晚上和客户吃饭。每当孩子们抱怨妈妈太忙，她就会笑着对孩子们说：“你们当初答应过我，你们就不能后悔，要支持我。”2006年，邱丽孟来到北京并领导微软的市场营销部门。每次工作发生变化，她都会征求家人的意见，要家人同意她才会接受。

　　现在，邱丽孟的两个儿子一个19岁，一个17岁。她说：“我不能承诺在他们身上花很多时间，但我承诺会把很有品质的时间给他们。”她争取每天晚上8点前回家，然后和两个儿子各进行30分钟的亲密谈话。周末，她会带着儿子们去打网球。在球场上，不管妈妈还是儿子，大家都努力赢取胜利。事实上，由于从小陪儿子运动，邱丽孟已经学会了网球、高尔夫球、羽毛球、乒乓球以及游泳等各种项目。

　　“我在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真正知道原来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要有成就感，这既来自工作也来自生活，它会让我觉得我是存在的。我也非常注重家庭。当我了解到这些的时候，就能定义工作跟生活的区分点。”邱丽孟说，“一般人总觉得要把时间平均分配给工作和家庭才叫平衡，但我不这么认为，如何区分取决于你心里对于工作和家庭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