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压力下农地纠纷或增 仲裁立法加速

　　返乡压力下农地纠纷或增 仲裁立法加速

　　受经济危机影响，返乡农民工群体日益增多。而大量农民工的返乡，使得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增添了隐形压力，基层期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出台的愿意也日益强烈。

　　3月29日，重庆市綦江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主任陈正有对本报记者表示，虽然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数量并没有增加，但它的显现有个过程，必须加以关注。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经管站体制科负责人易蓝平也表示，各地试点的农村土地仲裁并不成熟，出台一部统一的法律法规已是当务之急。

　　此前的3月9日，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也表示说，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出现的纠纷需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这么多年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想把经验上升到一个法律制度的层次。

　　显然，在金融危机和农民工大量回乡的背景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立法需求更加迫切了。

　　返乡压力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农民工返乡导致承包土纠纷数量上升的现象，在返乡农村并未凸显，但对其担忧却不无道理，因此建立起有效化解土地承包纠纷的制度，显得尤为迫切。

　　易蓝平认为，“我们估计今年的农地纠纷会有增多。”

　　据重庆市政府在3月9日公布的消息，截至2009年2月28日，全市回流返乡农民工360.7万人，回流返乡人数占全市外出务工总数778万人的46.4％。目前，回流返乡农民工中已经外出转移人数324.8万人，尚有5.9万人在乡，其中在家务农11.6万人，有转移就业意愿但尚未找到岗位在家12.3万人。

　　“现在没有出现案件大量上升的趋势”，陈正有说。不过，“发生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一般要先经乡、镇和街道的调解，调解不成功，才提交到仲裁。所以矛盾的显现还有个过程。”

　　返乡农民工，可能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易蓝平表示，主要是过去土地流转不规范。过去农民外出打工，把地流转出去，多通过口头协议，也不签订合同，现在农民回来要地，就会造成纠纷。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利用价值得到体现，以及国家的征地，必然使纠纷增多，从长远看，也会是个增长趋势。易蓝平说。

　　然而目前农村仲裁面临的情况是，“全面铺开，仍不成熟。”易蓝平说。

　　据农业部统计，在全国有200个试点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重庆市现在有十多个区县设立了类似的仲裁委员会，其中5个被纳入农业部试点

　　易蓝平表示，现在地方试行中，最大问题是，因为没有国家统一的法律，只能依据区县政府颁布的文件，法律效力低，仲裁的法律地位很难保证。“只有通过调解结案，因为不涉及执行，如果一方不同意，进行裁决，执行法院又不认可它的效力，所以最后就形成虚设。使得仲裁的效果大打折扣。”易蓝平说。

　　陈正有也表示，在没有法律规范下，仲裁从机构、人员编制，到工作运作，都存在不确定性，而现行土地纠纷的多样性，也使得仲裁委员会在受理及处理案件过程中，均感到非常困惑。

　　而之所以铺开不成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法律法规不健全背景之下，各地方都有一套自己的制度，“如果各地仲裁裁决不一样，就会出现不平衡，产生更大的矛盾。”易蓝平说。

　　易蓝平表示，地方层面现在能做的，就是开展试点，建立机构，培训队伍，并在一定范围内健全制度。

　　重庆经验

　　去年4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农业部一行，曾到綦江详细调研农地仲裁有关事宜。陈正有透露，今天2月，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率有关处室负责人，到綦江县农业局，再次就农地仲裁的地方实践进行了调研。

　　易蓝平认为，其中的难点，仍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征求意见中所讨论的，这个仲裁委员会的性质问题。

　　易蓝平表示，“农村土地的稳定剂作用在中国一直非常重要，经济利益还在其次，这决定了它的行政依附性，但是从长远看，这样行政性质的仲裁机构，同样会遇到很多难题，尽管草案已确定其行政性，但可能不同意见也会有很多。”

　　作为统筹城乡综改区的重庆，也希望在这一方面作出探索。2009年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完善农村土地交易所运行机制，规范开展土地实物交易和指标交易，并以此拉动区县、乡镇、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职能的完善和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体系的建立。”

　　这个改革希望以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为载体的平台，有为农村土地流转及相关纠纷的处理，探索出一种规范的，具有普适性的模式。

　　陈正有对政府的思路非常有兴趣，但同时也表示，“虽然地方的探索很有必要，但是自上而下的立法也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探索本身就需要法律的规范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