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绕经济刺激计划、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话题的争论仍然不绝于耳的时候,即将于4月2日出席20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在加强全球金融监管这一议题上却达成空前一致。尽管很多细节问题仍有待疏理,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多年来困扰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很有可能在本次峰会上取得重大突破。
本周一,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的峰会声明草案中列出了有关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八大要点,表明各方已在峰会前就此达成初步共识。为此,本报特邀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明和MNI(Market News International)亚洲区主编约翰·卡特两位专家逐一点评。
要点一 扩大金融稳定论坛(FSF),同时将其扩展为“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制定共同监管原则和标准上发挥领导作用,加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国际合作。
事实上,在3月12日,FSF主席德拉吉已公开表示,该论坛将扩大成员规模,包括所有20国集团国家、西班牙以及欧盟委员会。对此,张明认为有两方面重要意义。首先,现有监管体制的突出问题是不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功能割裂,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要监测各国宏观经济,巴塞尔委员会专注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而国际清算银行(BIS)主要是促进国际货币与金融服务,为各央行服务。各机构之间缺乏统一和融合,信息交流不足。草案提出壮大FSF的目的就是让其成为上述各机构间交流的平台,从而以现有框架为基础实现统一监管功能;其次,该论坛扩容将提高上述金融机构的代表度和公信力,这正是当前体系所缺乏并广为诟病的。
要点二 各国在FSF框架下展开密切而有系统的合作,以更好地监管跨境金融机构,建立所谓的“监管者大学”。
有关“监管者大学”的概念是在去年11月华盛顿峰会上提出的,由来自不同国家的官员组成一个小组,共同协调对于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约翰·卡特认为,这个“大学”可能会合作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确保金融机构不会向监管力度小的区域转移。另外,他认为不排除FSF会牵头制定一个有关资本标准的“巴塞尔协议III”的可能,其中包括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提出更高资本要求以及更多依赖独立风险评估等内容。“当然,现在距离‘巴塞尔协议III的诞生至少还要几年时间。”他说。
跨境金融机构监管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直到本次危机爆发以前人们很少预期各国在这一问题上会取得真正进展。事实上,就在眼下各国就金融监管达成普遍一致的今天,这一问题仍是欧美分歧所在。其中,欧盟提出要创建一个泛欧监管机构,称为“欧洲金融监管体系”,以在监管机构之间执行共同的监管标准;而美国财长本周一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欧洲关于创建“超国家”的监管权力机构。事实上,法国总统萨科奇此前甚至提出要建立一个单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机构,但英美对此均表示强烈反对。
对此,张明的看法是,在当前层面,依欧洲或者萨科奇的说法“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机构的可能性很小。原因是在现有国际监管体系下,无论是在IMF、BIS还是巴塞尔委员会中,美国都居于主导地位,成立新机构将意味着权力重新分割,而要在这点上达成共识难度太大。因此,眼下监管跨境金融机构更现实的做法是扩充现有机构的目标范围,实现各机构监管层面的全面放开。
要点三 逐渐提高银行体系的资本质量、数量并确保全球范围内的一致性。监管机构应限制金融机构杠杆比例,并要求实行顺周期资本充足要求。
作为本次危机的最直接教训之一,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早已成为各国监管者共识,但却引发部分金融机构的反对呼声。张明认为这其中主要涉及两方面冲突:首先是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提出资本金要求必然引起反对,因为诸如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机构正是靠高杆杠操作来获取利润;其次,对于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要求(即经济繁荣时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势必会冲击到经济繁荣时银行的盈利能力,这也是银行不愿接受的。“但是人们应该看到这一要求将为金融机构在经济下行时提供可贵的缓冲,这是顺周期资本充足要求的积极意义所在。”张明说。
张明还认为,在资本充足率的问题上,是否继续推行新巴塞尔协议也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讨论焦点。根据该协议,发达国家实力强的金融机构可以采用内部评级法来决定自身风险资产定价,并据此确定自己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这就给了许多跨国机构对资产定价的自主裁量权,使他们得以规避原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约束,削弱其抵抗风险的能力。
要点四 扩大对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市场、工具和机构(包括对冲基金)的监管和监督,以限制因为体系漏洞带来的金融稳定风险。
针对这一点,美国财长盖特纳周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表示,对于像雷曼这样的全球性金融机构,“需要改进其在不同国家的破产机制”,以防御其倒闭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张明认为,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是迄今为止人们对金融危机的最重要反思之一,因为正是美国政府任由雷曼兄弟倒闭才导致全球短期货币市场崩溃,进而使得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一旦像雷曼这样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突然倒闭,则其作为交易对手参与操作的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就面临无从定价的处境,从而引发恐慌。”张明提出,“如果能改进其破产机制,即在其倒闭前规定一个缓冲期来为其债权和债务定价,厘清其市场价值,将大大缓解市场波动。”
要点五 签署FSF有关金融机构薪酬机制的共同原则。确保薪酬结构是对真正业绩的回报,支持可持续增长,避免过度冒险行为。
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薪酬丑闻使得这一条共识出现在声明草案中显得顺理成章。约翰·卡特认为,按业绩定薪是长期以来很多改革者的目标,难点在于要找到一种方法来量化业绩,从而将其与薪酬对应起来。“但这值得尝试,”他说:“如果金融机构高管严格根据机构业绩取薪,那他们做起决策来很可能会更小心。”不过对于这一点的实际可行性,张明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人力资本在金融行业中的作用格外关键,如果一国下调薪酬标准,极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人才向相对高薪酬的市场流动。”他说。看来,除非全球实行统一的薪酬标准,否则在这一问题上达成超越原则的共识并不容易。
要点六 采取行动找到并制裁不合作的国家或地区,包括那些没有遵守有关国际税收信息互换标准的避税港,以保护各国的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
避税港的存在是本次危机爆发后各国为监管不力找到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因此荣登声明草案。此前,瑞士、奥地利、卢森堡、安道尔及列支敦士登等国已表示愿意在一些逃税案件中放松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以此回应全球针对避税港的抨击。约翰·卡特认为,避税港的存在为一些公司提供了逃税便利,更重要的是侵害到主权国家对于本国金融机构运行的监控和管制,不能及时发现这些机构存在的过度风险,从而埋下危机隐患。
要点七 标准制定者应该与监督和监管机构一道努力,以确保价值认定方法的一致性,实行统一的会计标准。
全球有关会计标准的争论由来已久,主要矛盾双方为欧洲的国际会计准则(ISA)和美国的通用会计准则(GAAP),两种标准并行导致在两地上市的企业财务报表不具可比性。约翰·卡特认为,本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有可能会促使一个统一,二者的“妥协体系”尽快诞生。张明同时指出,在未来各方讨论会计标准时,可能需要反思是否应继续推行公允价值。其好处是金融机构的账面资产能更好地反映其真实资产价值,弊端是鼓励企业在经济繁荣时的顺周期操作。
要点八 扩大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和登记管理,这些评级是为监管目的所用,应确保其符合良好的国际职业操守,防止出现利益冲突。
大型信用评级机构在本次危机中扮演的是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许多被穆迪、标普、惠誉这样的国际知名评级机构评为AAA级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如今已经一文不名。约翰·卡特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评级机构的模型“过时了而且非常糟糕”,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评级机构是向被评级机构收取费用,其间涉及的利益冲突决定了评级结果极有可能是“有水分”的。
距离峰会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在声明草案和最终声明间还存在多少变数。但总的说来,两位专家对于峰会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还是抱着较高期望。张明认为本次峰会可能取得的最大成就将是试图创建一个以IMF、BIS、巴塞尔委员会以及FSF为核心、具备统合功能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约翰·卡特也表示,更严厉监管已成大势所趋,现在人们需要关注如何完善细节,以及新的体系最快什么时候才能实施,这是改革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能否有效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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