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亿美元能否让IMF“重生”

　　一年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很窘迫，过去几次失败的经历使它“危机拯救者”的形象破损不堪，其财务状况也不稳定，甚至内部人都开始怀疑该机构的价值，1/5的工作人员有离开的意向。

　　但是，上周的20国集团（G20）伦敦峰会让IMF重新“走上神坛”，各国领导人承诺将使IMF的资金规模达到原先的三倍，并对其委以重任。

　　根据峰会联合声明，G20领导人同意将IMF的放贷总额最多扩大至5000亿美元，并通过发行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来增加全球流动性。

　　此前，IMF的资金规模是2500亿美元，现在达到7500亿美元，是以前的3倍。而在G20通过的总额为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中，IMF分羹近3/4，成为此次峰会的最大赢家。

　　“G20提供了相当大的资金，在给世界补充应对危机的弹药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欧洲参加G20后续论坛的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G20的这一举措非常必要，但要遏止世界经济继续下滑，这还不够充分。

　　在此次峰会前的几个月，英国首相布朗曾提议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来应对危机。但最后G20还是选择不兴师动众另起炉灶，而是让现有的机构充分发挥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则对CBN表示，现在的局面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各国对于这次峰会有不同的诉求，各方争执不下时，就都把目光投向了国际组织。

　　尴尬的救火队

　　IMF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后，于1945年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其使命是协助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稳定货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承担了危机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甚至有人认为IMF具有“最后放贷者”的性质。

　　但郭田勇认为，IMF其实扮演的是一个“救急不救缺”的低效“救火队”角色——在一个国家已深陷经济危机时，IMF往往才伸手援助。

　　据郭田勇介绍，IMF设立的初衷是在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对其进行干预，维持“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在汇率自由浮动后，一个国家出现逆差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调节，所以在收支平衡问题上不用完全依赖IMF，后者的作用也就大打折扣。

　　上世纪80年代，IMF成为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管理者，90年代又出手干预了墨西哥和亚洲的金融危机。遗憾的是，由于其过于苛刻的条件和只是单纯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IMF的救援大多并未得到认同。

　　阿根廷2001年出现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不少人相信是由IMF倡议的紧缩财政预算和对重要的资源开发项目进行私有化所致，这加深了南美国家对IMF的怨恨。

　　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与IMF合作过的国家，也基本不愿再使用IMF贷款，因为后者苛刻的贷款附加条件让很多国家望而却步，跟IMF有过合作的韩国等国对其援助都心有余悸，IMF当时几乎接管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工作，而每个国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掌握。

　　而在今年对巴基斯坦的贷款中，IMF要求其把财政赤字从2008年占GDP的7.4%减少到4.2%，途径是减少公共开支。在对匈牙利的贷款中，IMF同样有减少财政赤字的硬性指标，并要求该国通过禁止给公务员涨工资和限制社保支付等方式实现。而在初步达成借贷协议的罗马尼亚，IMF的贷款甚至引起该国民众的抗议。

　　到目前为止，韩国、新加坡和一些南美国家仍然拒绝与IMF合作。

　　虽然IMF成立的目的是协助稳定全球经济，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超过100个国家曾经历银行体系崩溃、GDP下降4%以上的局面，这是史无前例的。因此，IMF对危机的迟缓反应和“亡羊补牢”的做法，令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要改革IMF。

　　IMF的革新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再次转向IMF寻求建议和资金支持，似乎给了它“改过自新”的机会。

　　“IMF曾经遭受士气渐趋低落的过程。”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西门·约翰逊表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失败表现等让它失去了很多信心，去年又发生了裁员，使得其人员的羞辱和尴尬情绪上升。他说，现在是拨云见日的时候了。

　　一些前任和现任的IMF官员都说，IMF的领导人在积极改革、让IMF发挥更核心的作用方面功不可没。

　　事实上，在此次伦敦峰会之前，IMF已经宣布对贷款框架进行“大修”，推出新的无附加条件贷款工具灵活信贷安排(Flexible Credit Line，下称“FCL”)，适度放宽备用贷款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s ,SBA)的放款条件。

　　在G20联合声明中，各国领袖赞赏IMF新推出的FCL，以及它对贷款和限制条件框架的改革。

　　联合声明发布当天，IMF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当即表示：“我对20国集团领导人对FCL所表现出的支持甚为欣慰。墨西哥已决定寻求FCL安排，我期待其他国家迅速启用这一新的贷款便利。”

　　墨西哥已经宣布，该国将向IMF申请470亿美元的预防性信贷额度。

　　在郭田勇看来，以前的IMF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自身资金能力有限，因此只能等到哪个国家的经济近乎崩盘时才介入，这影响了救援效果；其次，西方国家在IMF的发言权过大，因此在援助中常常会向受援国渗透西方的理念。

　　经过此次注资之后，IMF的资金池将翻番扩大，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把危机消灭在发生之前。”他表示，另一方面，IMF也应该适应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增加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这也有利于IMF救援方案推出过程的民主化。

　　中国注资手段尚在讨论中

　　中国已经承诺向IMF增资400亿美元。英国首相布朗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方尚未宣布借款的正式金额及方式。施特劳斯-卡恩称，中国注资的手段和方式目前仍在讨论中，可能是通过购买IMF的债券，也可能是采用新借款安排的有关协议。

　　据了解，这次新增的5000亿美元资金只是成员国提供给IMF的信贷额度，如有国家需要IMF救助，再通过IMF转借给有需要的国家。此外，IMF将增发2500亿美元SDR分配给各成员，其中1000亿美元预计配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郭田勇说，按照中国的经济实力，份额水平起码应该与日本相当。但份额的改变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新兴经济体投票权的增加，很可能将改变美国一股独大、一票否决的局面。

　　目前，中国在IMF中的份额为3.72%，位列美国（17.09%）、日本（6.13%）、德国（5.99%）、英国（4.94%）及法国（4.94%）之后。

　　《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2008年按照名义汇率计算的GDP，中国列全球第三，按此比例调整的话，中国比例应该提升至6%左右，需在IMF增资100亿美元左右。

　　此次，G20领导人一致表示，坚决执行2008年4月达成的IMF配额和话语权改革方案，要求IMF在2011年1月之前完成下一次配额审查。至于世界银行的改革方案，也要争取在2010年春季年会上就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达成一致。

　　未来：成为“世界央行”？

　　“IMF现在有相当大的财力，应带头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全球金融架构。”罗奇强调，全球经济的极度不平衡是此次危机的症结所在，IMF应该加强其于2006年提出的“全球失衡多边磋商”机制，“不幸的是，这项努力在2007年危机前最后的狂欢中被淡忘了，而此时正是世界最需要它的时候。”

　　此次峰会还决定创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以取代此前的金融稳定论坛(FSF)，与IMF合作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发出预警，并采取必要行动解决危机。

　　但罗奇表示，如果没有强制执行机制，很难过于乐观地认为，IMF就可以领导世界来解决不平衡问题。

　　郭田勇认为，FSF是个松散的机构，而FSB是紧密的决策性机构，可为未来的监管和建立金融行业国际标准发挥实质性作用。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

　　而布朗在峰会闭幕式后对媒体表示，设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提议因未能取得与会国的具体共识，故将安排至秋天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三次G20峰会上再讨论。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郭田勇说，如果这个方向确立了，那么未来可能充当“世界央行”来发行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自然是IMF，而此时增加中国的投票权意义重大。

　　就目前来看，贷款资源的增加也反映了经济恢复所需的资源规模，这也意味着IMF的工作量会越来越大。

　　IMF有2000多名员工，此次增资计划中没有提到额外的运作资金，很可能产生一些内部问题，即裁员和近期退休人员的增加可能导致该机构很快面临“超载”局面。

　　“我们现在捉襟见肘，我们可能走得太远（去年的裁员）。”一位IMF高级官员说。

　　IMF现已加紧招募，金融危机也增加了IMF对求职者的吸引力。IMF发言人寇尼·洛策说，2009年第一季度申请IMF专业职位的人数超过了2007年、2008年同期的水平。

　　“大家都非常繁忙，他们很高兴能够帮上忙……他们感到实现了价值。” 洛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