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联合声明缺少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洞见

　　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就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加强金融监管、巩固全球金融机构、反对保护主义和促进全球贸易及投资、确保所有经济体公平而持续地复苏等广泛问题达成了共识，表达了共克时艰的决心。

　　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声明或许对缓解时下危局有所贡献，但对根除造成危局之根源却缺乏洞见，特别是，对于造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主要祸根之一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声明基本上没有涉及。这种缺失很难用忽略加以解释，只能归因于会议的主导国家对此讳莫如深。

　　在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峰会讲话中，胡锦涛主席强烈表达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诉求，并明确指出了改革的三项主要内容，即：“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在谈到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协调问题时，胡主席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这两段尖锐且富于建设性的表述被联合声明忽略，恰恰表明其切中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要害。

　　多元化：现实与目标

　　纵观上个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重大发展变化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它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所谓“双挂钩”）以及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第二阶段始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它确立了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非货币化和实行浮动汇率制，从而形成了无确定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新体制”；第三阶段自1999年欧元启动始，它打破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一统天下，开辟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如今，尽管全球金融危机日趋深重，尽管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力增长，人民币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可望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还将长期延续，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规模和政治实力依然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网络效应导致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极强的惯性；历史传统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特殊作用等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和欧元联合主导的基本格局，势必难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政府才提出“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的目标。进一步，在承认美元、欧元等储备货币仍将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之冷峻事实的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要为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争一席之地。

　　两大支柱：受控的发行机制与相对稳定汇率

　　确定了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基本前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点，自然就集中于对储备货币发行机制的调控以及在储备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汇率安排上。这就是胡锦涛讲话强调要“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的科学逻辑。

　　1.多元货币体系下，关键货币之间的汇率应当稳定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美元独霸世界的弊端，但也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各储备货币国家间的货币政策趋势不同、利率走势不同，进而导致汇率变动不居，从而造成货币投机盛行。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在各储备货币之间确定某种游戏规则，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并不会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反而会形成新的祸害。鉴于此，我们自然就要求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加强监督；要求在多元的储备货币之间建立负责任、有管理、透明且有约束力的汇率关系；要求各储备货币国家应对维持这种汇率体系承担主要责任。

　　2.非储备货币和储备货币之间也应建立稳定的汇率关系

　　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了危机，浮动汇率制开始盛行；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则使得浮动汇率合法化；及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浮动汇率更成为全世界的通则。

　　然而，关于浮动汇率制的合理性，除了根据某种“自由市场至上主义”的空洞论证之外，迄今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充分说服力的解释。相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汇率变动不居，为国际投机资本扩大了活动空间和提供了方便的途径，致使十余年来国际游资肆虐，给全球经济运行带来了日趋严重的不确定性。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根据传统理论，实行浮动汇率制之后，各国持有外汇储备的需求将大大下降。但是，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现象：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且一发不可收。出现一个以“公开宣布的浮动汇率、事实上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以及巨额外汇储备”为基本特征的“新三位一体”的模式。我们认为，这种模式正是广大非储备货币国家在难以摆脱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霸权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在汇率风险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为降低持有外汇之制度机会成本、追求更好的长期回报和抵御金融风险的一种不得已的防御性安排。

　　简言之，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对浮动汇率制的迷信理应受到质疑。因而我们认为，在全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可能是最有利于广大非储备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的选择。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如果不能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争得合理的地位，我们不仅总会面临那些储备货币国家对我们“操纵汇率”的指责，而且将始终生活在汇率风险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胁下。

　　3.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当事国必须共同承担调整责任

　　如所周知，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常态，其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解决的又一重要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在牙买加体系下，调整责任在理论上都是由发生不平衡的当事国共同承担的。但在牙买加体系之后，调整的责任就被强加在他国头上。

　　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今后改革中，我们要求：一旦国际收支失衡恶化到非调整不可的时候，储备货币国家应同广大非储备货币国家一样，通过调整其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对等且实质性地承担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