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若干认识误区

　　国内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为了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制定科学的政策，本文拟澄清一些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误区。

　　不能简单地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判别增长方式的优劣

　　经济增长有三种源泉：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加强微观管理和改善要素配置；科技创新。

　　人们通常把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增长归结为粗放或者外延式的增长方式，并进而认为这是不好的增长方式。这种看法失之于笼统。实际上，没有实现要素充分就业的增长方式一定是不好的增长方式；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增长方式也并不一定是不好的增长方式。

　　第一，在存量意义上，一个经济体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应该充分就业而不是闲置，一个经济体的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更应该充分就业而不是闲置。在中国资本相对稀缺，如果稀缺的资本没有充分利用，则未被利用的资本就无法获酬，也就无法实现资本积累，资本稀缺的状况就无法改变。在美国，劳动力相对稀缺，劳动力失业率是所有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重要指标，如果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就会出现经济衰退。

　　第二，要素投入增加所推动的增长方式，对应着两种情形。一种是在存量生产要素已经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新积累的要素投入生产。另外一种情形是，原来闲置的存量要素投入生产。不难理解，这些情形根本无法和不好的增长方式划等号；正相反，这些都是好的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

　　第三，不断积累生产要素并投入生产，扩大市场规模，是内生科技创新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第四，现有的经济增长分解核算存在着高估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历史水平、低估当今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缺陷。在经济增长分解核算结果中，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加强微观管理和改善要素配置以及科技创新三者的贡献度总和等于１００％。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如果投入低估则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现行经济增长核算框架产出用增加值度量，而投入要素中却没有将开采和消耗的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包括在内。这样一来，自然资源价值的低估就反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殖民地时代完成工业化的当今发达经济体，其历史上全要素生产率当中高估比例较大；后发国家，尤其是对大宗资源需求量大的国家，在当前自然资源市场国际竞争非常充分、一价定律起着支配性作用的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拉动自然资源价格持续上升，那么，其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的高估程度就不如发达经济体历史水平那样高。

　　最优经济增长方式内生性决定于发展阶段

　　最优增长方式的内生性是指在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加强微观管理和改善要素配置以及科技创新三个源泉中，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增长所倚重的主要源泉不同，在各种源泉当中采取的重点途径也不相同。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发展中国家不必强求和发达国家有同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理解最优经济增长方式组合内生性质，关键在于理解科技创新不是“免费的午餐”。原始创新本质是控制性试错，其典型特点是高资本投入和高失败概率。即使在技术上成功的技术，其商业前景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发展中国家，把有限资本投入到前沿技术原始创新所获回报，远不如投入到成熟技术的生产活动中来得高。

　　对发达国家而言，其劳动力增长缓慢；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积累虽然比劳动力增长快，但也不如其历史上那么快；管理水平、微观激励、生产要素和产品配置结构等接近于最优化。因而，要素投入增加和改进生产和配置效率对增长的贡献相对就小。其经济增长主要倚重于科技创新。而且，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也只有主要依靠自己的原始创新，难以引进别国技术，因为很少有比它们更加先进的技术。

　　而对于中国内地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虽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样需要倚重要素投入增加、提高配置效率和管理水平以及科技创新，但是也有明显区别：一是要素投入增加推动增长的潜力比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更大；二是提高生产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潜力也更大；三是就技术来源而言，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除了极少数涉及国防等受到封锁进而需要进行原始创新以外，大量生产性技术主要依靠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政府干预往往导致增长方式悖论

　　最优经济增长方式组合内生决定于发展阶段，但现实中经济增长方式往往受到政府干预。比如，政府确立以某一类产业科技创新为主的增长方式，并给予这类技术企业以某种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扶持的部门在短期内可能会按照政府的意图快速增长；但是从国民经济发展来看，整体的增长方式往往和最优增长方式有很大偏离。这就产生了增长方式悖论：以科技创新为政策出发点，以扭曲价格体系等扶持少数高技术产业优先发展为手段，以国民经济整体的技术进步慢于潜在水平为结果。这正是改革之前我国的情形。

　　改革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增长的贡献比较大而不是比较小

　　新近的权威国际比较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我国改革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迅速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度也比较大。我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对中国制造业分行业和分省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从自身历史比较角度看，改革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和各地区的增长，都做出了显著贡献。

　　不宜简单地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所有地区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

　　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运用累积分布曲线比较服务业法人企业和制造业法人企业的特征，可以发现，前者装备一个劳动力所需资产量多于后者；前者的财务和经济效益比后者差；进入前者的投资门槛不比后者低。由此观之，那种认为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所谓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观点，是片面的。

　　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制造业部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各异

　　从我国产业对比角度看，总体而言，劳动密集的轻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程度高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这表明我国行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就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而言，应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地位、硬化预算约束，促进其改善要素配置和管理水平，不断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从而增加自身的资本积累。随着资本实力的提高，研发活动可动用的资源才能逐渐增加，从而开展更多的自主创新。目前阶段，除少数国防安全需要或者发达国家封锁的技术需要自主研发外，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仍应该作为主要的科技创新途径。

　　不同区域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也不完全一致

　　第一，增加要素投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对于任何一个省份来说，加快资本积累，并促使劳动力充分就业，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第二，优化要素在产业、产品和区域间的配置，加强管理，减少浪费，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中西部地区在这个方面，大有潜力可挖。第三，加强科技创新，开展原始创新，对于我国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而言，将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增长源泉。实证分析表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这几个地区科技创新对增长的贡献比重在下降。而这几个地区恰恰是我国科技创新的源头地区。所以，这些地区应该把加快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就业而不是相反

　　我国劳动力资源世界第一，且没有在人口自由迁徙的前提下实现充分就业，这不仅是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更不利于未就业人口获取劳动报酬和分享发展的成果，和谐社会也就难以建立。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任何优化，都应该带动就业增加而不是相反。

　　通过确立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生产方式，初次分配领域能够兼得公平和效率

　　如何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是所谓的公平和效率两难。通常的看法是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初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目标不可兼得。我们则认为，如果生产模式既能够促进快速增长，又能够在初次分配领域内，使“穷人”具有优势的获酬资产（即劳动力）充分就业，且报酬水平（即工资）的增长快于“富人”具有优势的获酬资产（即资本）的报酬水平（即利润）的增长，则公平和效率就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只有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生产模式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