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充分竞争 提高智库“产品”质量

　　邓聿文

　　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引退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再度“出山”，这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这是近日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

　　曾培炎的前副总理身份，以及国经中心领导层中包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等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使得新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金融危机时期亮相，给人以诸多想象。

　　此前，中国数量众多的研究机构未能为决策层应对危机提供准确的预见，致使自身的声誉受到很大损害，社会对智库和主流学者的批评不绝于耳，乃至有政协委员提出应对他们问责。

　　预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失误在所难免，它不一定就说明预测者的研究水平不行。但众多研究机构都没预测准，则里面必然包含着很多复杂的因素，值得我们去反思。

　　首先，中国的智库，无论是社科院系统的，还是政府系统的，抑或是大学和企业系统的，几乎都处于体制内的。这些研究机构当然得遵循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而大学系统的象牙塔式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也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企业系统的更只能对本企业充其量扩展到本行业发挥点影响。

　　其次，中国的智库除少数外都基本上缺钱，这在一些民间智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一个时期国家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许多研究机构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资金，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谋生存的主要手段。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人家提供研究经费当然希望你能为本部门、本企业说话，甚至影响政府政策。智库为“五斗米折腰”的结果，几乎就不可能有客观、中立，基于事情本来样子的研究，只能是根据人家的意见和看法来做研究。

　　去年11月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时，就曾提出，“在当前经济形式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做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目的很明确——为了更加科学的决策。这个智库的首批19个重点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我们期望这个智库能为当下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提出好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此外，为了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中国也可以发展独立智库，以作为官方智库的补充。与发展民间智库相比，中国当前更需要的是独立智库。因为假如民间智库受困于钱的话，为了生存，会丧失独立性。要发展更多的独立智库，前提条件是智库研究人员必须有高水平。智库的价值在于出售自己的智力和研究成果，没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便没有智库存在的必要。

　　除了智库研究者的水平外，还必须有一种外在的环境即政策和体制来保证智库的独立。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智库相比，主要差距在于体制不顺，经费不足，管理乏序，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这需要有关方面增强支持力度，方能改变现状。目前，作为智库最大的买家，政府应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可以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或发展相关智库，不让它们为钱而发愁。另外，就是创造一种更有利于良性竞争的环境，例如，解除对智库的一些不必要限制，让各种智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以提高中国智库“产出”的水平和“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