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刘杉：今天下午我们论坛讨论的主题是：2009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形势分析预测与展望。我们这个论坛在4月份预测2009年的情况可能更有意义一些。因为金融危机发展到今天，从国际上看，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大经济体，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已经步入了衰退。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现在表现在信贷刺激，三月份的信贷数是1.89万亿，几乎很多国有银行将今年一年的计划都完成了。那么中国的财政刺激也转化为信贷刺激了。所以在目前的形成下，中国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还有资本市场到底会怎么样，很值得我们探讨。
今天来了很多的专家学者，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
阳光保险集团董事长张维功先生。
渤海银行总经理王燕女生。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贾康先生。
保监会政策研究所副主任熊志国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保险系主任张洪涛女士。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歧先生。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女士。
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先生。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先生。
北京大学证券研究所所长吕随启先生。
共赢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国书先生。
野村证券执行董事颜湄之女士。
下面我们请阳光保险集团董事长张维功先生发言。
张维功：很高兴参加今天的金融峰会。这样一个年会，我想参加的都是金融业和学术界研究金融的同事，大家关心的肯定是金融危机中我们中国金融业未来怎么做的问题。包括刚才刘总编讲了我们围绕这样一个题目来讨论。
对于金融危机我的观点是这样。我记得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有几家媒体在采访我的时候我讲了这样一个观点。金融危机不管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我们在金融界、经济界还是学术界，议论危机的人会很多，抓住机遇的声音总是很小。我觉得我们在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对危机的认识要充分。但是决不要忘记经济和金融的基本规律，还有和社会的基本规律，永远是在螺旋的曲折前进中，所以危机既是一种危机也是一种机遇。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来寻找和探讨在危机之中和危机之后，我们希望抓住一些机遇。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由于美国为先的西方金融危机动摇了西方金融体制的根基，影响了西方为主的全球的经济，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主要是贸易领域的直接影响，从而影响了中国的实体经济。这个影响是直接的。
其他的影响主要是对信心的影响。由于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贸易为主的实体经济，造成了中国经济整体出现了下滑，这种影响必须造成人们对未来生活质量和经济判断信心的下降，这种信心下降影响了经济的各个领域。要讲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这两个影响带来的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中国金融业的基本面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那么从经济危机来看中国的金融业，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讲了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个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放两三年去看，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金融业一定是一个大的影响和大的冲击。如果放在十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看，这个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的金融业，是利大于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经济界、中国的金融界，特别是中国的政府和整个社会，对风险的认识，特别是对金融风险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转变。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处在一个金融高速扩张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大家的膨胀欲、发展欲是难以控制的。这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给我们很好的敲响了警钟。这对金融业的深远影响，我觉得中国的金融业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是长期受益的。这是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最好的可以汲取的东西。
第二点就是中国的金融危机给中国的整体经济，特别是中国的金融业，缩小和全球金融业的差距。我觉得金融危机从全球来看，大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贸易体系中的发言权，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地位。同时从金融的实体比较能力来讲，也使我们和国际发达国家的金融比较能力的差距明显缩小。我们现在许多的硬能力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软能力的差距也在缩小。这是难得的一个机遇。
第三个方面就是中国的金融地位和金融的发展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增强。金融危机给全球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反过来讲，也使我们在没有出现严重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人们，对金融的认识更加的提高。大大增强了对整个金融的关注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小平同志讲的那句话“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使人们看到了金融对一个国家、全社会至关重要的地位。反而使人家更加关注金融、关心金融。金融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应该得到了更加应有的重视和推进。从另外一个需求角度讲，人们信心指数的下降，使像中国这样的金融信誉度极高的行业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发展激励空间。越是在这个时候，老百姓越想通过银行，通过保险，通过储蓄，通过金融的养老、意外工具，来保证他们在最困难的生活时期有一种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这种人们心理的金融实现形式主要是通过金融业来实现的。人们对金融的依赖度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强了，金融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第四个方面就是金融的核心地位，为将来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我们现在金融非常发达，与过去相比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和提高。特别是金融的硬实力。我们现在有接近90万亿的资产，在全球也是属于金融大国。但是这种金融的快速发展，客观的讲并没有满足社会对金融的需求。我们的中小企业，我们的百姓生活，我们百姓的致富需求等等各方面，金融业还有很大的服务差距。还有很大的服务空间。金融危机应该说促使了人们把这些东西想的更清楚，社会的需求度更加现实和强烈。这为我们今天的起步和日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思想基础。这是我觉得的重要的四个有利方面。
另外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一个就是在这样一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中国政府，中国的金融业应该更加坚持改革开放，更加坚持金融创新。这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现在由于美国作为先行的金融危机制造者，美国的金融业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一些臭名昭著。但是我们要看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什么？就是对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很好的监督。但是我们应该很好的看到，中国金融业的问题根本不在这。我们自己讲，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犯这样高级的错误。金融的创新，金融的进步，对中国的金融业来讲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包括我们保险业，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现在学习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原始创新的能力更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这点，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出现仅仅强化监管，还是要倡导创新，给金融业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我们赶上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前提下，要有更多的创新支撑中国金融业形成自己的特色，支撑中国金融业的壮大和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点就是现在在金融业，在这个时期不能忽视了人的因素。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就是人本身的积极性。现在金融危机，包括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对金融业的指责，包括金融业的薪酬、高管的年薪等等。这些方面做的都是对的，因为过去有些地方做的是过火的。但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舆论前提下，金融业自身要清楚，我们一定要在企业内部，在行业内部始终不能忽视人的积极性作为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怎么样在金融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一定要承认人的价值，一定要把人的价值给予社会和价值最好的体现。这点是从政府到金融业本身，应该特别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要抓住以后的发展机遇，金融危机短暂的时期为未来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基础，还不要忘记根本的因素在人才。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如何培养骨干人才、创新人才，培养金融业高素质的生产力，永远是我们为将来持久发展要高度重视的课题。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
刘杉：谢谢张董事长，他给我们谈了一些金融危机正面的影响，而且强调了创新，现在危机发生以后，大家对创新还是有一些忌讳。出了创新以外，对金融业的监管和自律也更重要。现在我们请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先生发言。
杨再平：金融危机以来，从我们银行业来说，我觉得有三个重要的关注点。第一个就是在第一波危机中间，中国银行业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过关了。现在我们银行业的年报都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了统计指标。到目前为止，最新的统计表明我们的银行业仍然是稳健的，而且在去年的不良率、抗风险能力、盈利的能力，和国际相比，我们有这样的表现确实是很难的。我们这次从容的过关回过头来看确实是得益于30年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本世纪的改革开放。美国银行业现在做的事情我们在前几年就做了。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人说中国金融业在技术上已经死亡了三次。现在这个说法还挂在美国的中国经济评论的网站上。这样一个技术上已经死亡的体系，经过这些年发展，把风险化解了，闯过这关。
中国银行业能不能渡过第二波冲击，现在还有待观察。因为第二波冲击是实体经济全球性的下滑，而我们的外贸依存度又这么高。反过来经济的下行周期会不会对银行业造成影响？这个是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对第二波冲击我们不能够忽视。当然能不能够渡过第二轮危机，取决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决于我们的企业自身的努力。同时也取决于我们金融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周期阶段支持实体经济能不能支持得好。
第三点可能大家更加关注的就是去年11月份以来信贷的增长，可以说是超高速、超常规的增长。现在三月份的经济数据已经公布了，大家关注的可能就是1.62万亿加1.07万亿加1.8万亿。怎么看这个超常的信贷增长。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增长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经济下滑这么大、这么猛，没有大力度的金融支持、信贷支持是很难起到作用的。所以首先是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积极响应。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之前，有一个信贷规模的控制，那时候很多银行是有资金而没有规模，包括很多外资银行，都是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后，这个限制没有了。信贷规模的超常规的增长，实际上是那个时候被压抑的贷款的意愿和能力的释放，而且这种释放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风险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虽然我们有那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的存贷比仍然还没有到75%的底线。现在是69%。我们看到它的合理性，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和政策所期待的。
第二点这么大规模的超常规增长也不是没有问题。第一个是贷款的结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票据融资。票据融资有一个票据合规性的问题。据我所知现在还是有少量违规的操作。另外一个就是票据融资相当一部分和利差有关系。比如说企业短期的借贷，以票据融资执行的利差。然后银行准备金的利率和票据融资的利率中间有一个差额。这样就使企业愿意用票据融资的方式来融资，但是融资以后有一定比例的票据融资的资金，又通过定期存款回来了。这表明有一部分资金应该说可能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关注。
另外就是把不合理的排除掉，第一季度大部分的信贷还是中长期贷款，其中有50%是交通运输、水利和电力。中小企业得到的融资应该说还是不足。尽管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强调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信贷应该要高于其他的信贷增长。所以中小企业和农村这块还有待增强。另外从总量上面，我们看到如果是以这样速度下去的话，今年会远远超过五万亿的目标。这个问题从总量上说也值得我们关注。
接下来我讲的第三点就是各方面对第二季度的信贷增长要密切关注。这里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央行。作为中央银行，有一个流动性的问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觉得中央银行从现在第一季度的实现很大，我觉得有三点。第一个是怎么样掌握节奏，把握力度，均衡流量。这一轮我们总的目标是五万亿，但是怎么样把握节奏？不是说一个季度就放完，那最后几个季度怎么办？所以有一个掌握节奏、把握力度，均衡流量的问题。
银监会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提出来，要守住风险底线。就是支持经济增长一定不是乱来，一定要把握住风险底线。这点恐怕要从第二季度开始力度要更大一些。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商业银行在预周期支持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恐怕是更要审慎，更要深入的把握住风险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平衡工作。我觉得从银行来说，要最大限度的发现、搜寻、创造和满足有效贷款需求。所谓有效贷款需求就是通过实体经济的运作，能够产生还本付息的现金流的需求。怎么样通过商业银行自身的作用，最大限度的发现、搜寻和创造，最后满足有效贷款需求，这个是我们做银行应该始终把握的。如果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是有效贷款需求就没有问题。我们通过贷前、贷中、贷后，每一个环节都做好，了解自己的客户，然后做好这个工作。麦金龙说过一句话，“信贷资金一定不能让它太廉价，廉价的信贷资金就会纵容无效和低效的投资”。所以我们预周期支持经济增加，决不意味着我们随便把资金借出去，让他们容易得到。而是要有适当的持续，使的资金是不容易得到的。得到这个资金的实体经济才会珍惜、用好。通过这些工作才能把风险管控好，也可以支持好经济增长。这样的信贷增长才没有问题，谢谢。
刘杉：下面请人民大学的赵锡军教授发言。
赵锡军：谢谢主持人，各位专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本次年会。我主要就危机下的新秩序谈一下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次危机让我们对新的金融体系产生一些思考，我个人觉得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这次危机的发生、传导和演变过程，和我们目前构建的现代金融体系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比如说在最近30年过程中，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建立起来的无序体系状态，是不是和危机的发生、传导、演变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垮掉以后，全球基本上没有什么宏观经济的协调，也没有汇率机制的协调，更没有对货币发行方面的协调等等。这个是不是和危机发生、传导、演变有联系，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对金融风险的控制、定位、测度等等，这些技术方面的东西，和对各个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管理方面的制度设计，这两个方面都是建立在目前金融体系的基础上的。比如说现有的金融体系提供的制度约束，对目前这些金融交易是不是公平、公正、公开？对金融工具的创新和投入到市场中去是不是有合理的判断？有没有足够的制度约束？第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技术水平，是不是也合适了？也就是说建立在目前金融体系基础上的应对风险的制度约束机制和能力，和工程技术水平方面的约束机制和能力能不能应对这个危机？这些我想是第二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的。特别是对风险的技术方面的，因为有很多的言论认为大量的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工程方面的技术应用，和这次危机的传播是有联系。这方面是不是值得思考？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之下，对危机或者是风险的防范、预警和救助机制，和我们要救助危机，要防范危机，和对危机要预警，这中间具备的资源。这两者是不是匹配？从目前来看，我们防范危机和对危机的预警中间是没有体系的。从微观角度来讲，每一种金融工具都有对冲机制。但是对所有的金融工具来讲，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样，怎么样防范传导没有对冲机制。另外每一个金融机构都有一套自己的风险防控体系，但是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同时每一个市场都有自己防控风险的办法和体系。但是市场与市场之间，又有什样的风险防控？最后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国家有很多的市场，很多的机构，整个国家的金融风险防控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现在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区域性的防范救助机制和全球性的防范救助机制更加薄弱。所以在风险防控方面资源是非常分散的，没有形成一个宏观的搭配，没有形成风险防控的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要更多的进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国家、地区的金融风险防控资源的配置。
另外我讲一下中国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地位。我们国家现在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第一个我们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们有一个快速发展经济的要求，所以金融体系在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金融动员资源，把不应该动员起来的资源动员起来了，就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我们还要考虑风险的防控。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建立起来的金融制度能不能对风险防控有约束？包括国家的、市场的、金融机构自己的，这些制度有没有对风险的防控有约束力？另外我们现有的一些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对风险防控的技术措施，一些定量化的措施，能不能防控住风险？所以从防控风险角度来说，又怎么样和经济发展协调好？这是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个在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设来讲，我们自己国内的金融体制建设还面临着一个国际竞争的压力。因为尽管你是要防控风险，但是其他国家做的是创新，更自由化一些。你要促进经济发展，要做金融创新。但是整个国际的经济形势是要你做好风险防控。这两者如何平衡考虑？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杉：刚才赵教授给我们讲了金融风险的防范，特别是市场交叉以后更难以防范。下面我们请来自于中国保监会的熊志国主任给我们演讲。
熊志国：很高兴参加本次年会。今年是我们新世纪最困难的一年，也是对我们监管部门最困难的一年。我也不知道从什么角度来说，我就介绍一下一季度保险业的情况。
总体上来讲，我觉得今年开年以后保险业市场的情况还是在整个保监会原来预料之中。一季度的整体情况，作为全行业都有这么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克服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困难，行业实现了平稳的增长。现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一些困难的企业增多。居民消费的预期也下降，所以购买保险的欲望也是下降了。我前不久到了广东几个省调研，感觉外向型的省份都是受影响比较大一些。应该讲有一些业务还是受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汽车，我们一二月份新车的销售量是增长了2%，而去年是增长了20%。这样对车险还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从投资业务来看，目前保险资金还是在银行存款、债券、股票、基金等几个方面。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这几个方面要想取得比较理想的收益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保险资金的运营和管理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保监会还是强调一个“稳”字。从一、二月份的情况看，全行业还是实现了稳定增长。一、二月份的保费增长是达到了13.3%。财产险到了11.4%，寿险增长了14.8%。整个来说还是实现了稳定增长的目标。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把金融危机作为一个结构调整的机遇来看待。结构调整的效果现在正在显现。金融危机在发展过程中，保险业也在观察和思考，我们有这样几个结论。第一个就是保险业必须始终坚持稳健经营。这次金融危机里面受冲击比较大的，或者是损失比较大的，应该说都是经营比较激进的公司。第二是保险公司必须要坚持发展好保险的主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一些公司的投资受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保险的主业还是比较健康的。第三是保险公司必须坚持承保和投资两个轮子同时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是不可维持的。所以应该来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都是看的比较明白的。所以在应对危机中，我们保险业把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方面，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这次我去调研的时候接触了一些企业，我感觉现在在结构调整方面我们进步还是比较大的。在险种方面，过去万能险的投资业务下降幅度还是很大的。另外在销售渠道方面，个人代理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发展方式方面，各公司都有自己的长处，已经和自己的偿付能力结合起来的。这些变化对保险业来说更具有长远的意义。这次张总讲了一个观点我是赞同的。这次从长远来看对我们保险业可能是一个好事。保险业这些年的发展都是处于一种上升阶段的，过去都没有经历过这些困难，所以这次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高。
第三保险行业把化解风险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保险防范风险是一个全面的检验。我们为了做好这些工作，第一个就是对整个行业风险点和潜在的风险隐患都进行了多次的摸底排查。而且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压力测试，建立了一种反应快速的信息保送和风险预警机制。所以在全行业系统上下连动的防范风险的机制得到了完善。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是跟踪研究金融危机的进展和影响。加强了国内外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比较好的防范了国际金融风险向保险业蔓延。第三我们加紧完善了产品、精算、投资的规律，促进了寿险业务结构的调整。第四是对违法违规加强了打击力度。
尽管现在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但是经过前一个时期的工作，整个保险行业对风险的防范心里有底了。从目前来看，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是充足的，风险也在可控的范围内。所以我觉得一季度基本上是按照我们“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的思路在走。从全年来看，还是有很多困难，因为保险业是一个开放最早的金融业，也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保险业的发展不可能离开整个经济的大环境。大家我们觉得还是有条件，也有信心、能力实现全年的目标。从近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还是在好转，这个共识大家还是有。无论是从制造业方面的指数还是信贷方面的都是可以体现出来。另外保险业的发展面是没有变的，按国际经验来看，我们还是处在人均收入在两千到五千美元的阶段，是一个金融产品量需要很大的时候。再加上这些年保险业内控的能力在增强，所以实现我们全年平稳增长的目标还是完全有条件的，谢谢大家。
刘杉：谢谢熊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中国保险业的情况。下面请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宋泓均先生发言。
宋泓均：我今天就代表我自己来谈谈对最近的一些金融问题的看法。我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从“911”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在“911”之前，美国就有一些国外的帐目没有及时结算。“911”以后又打了伊拉克战争。通过伊拉克战争抓到了萨达姆。又把萨达姆处以绞刑，这样就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逻辑推理，33个中东的国家在美国的资金会不会抽走？这是一个逻辑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像伊朗的资金，在美国会不会抽走？
伊拉克战争到了现在，布什政府前一段时间也认错了，认为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是一个错误。但是由于这场战争，还有一系列的美国外交政策，会不会导致美国的资金链断裂？美国的信用体系是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出了问题。一个国家在信用体系出现问题的时候，造成金融的危机，应该是不稀奇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是什么原因。
另外我想谈一下金融融资的问题。我记得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讲到了弗罗伊德的心理学，还讲到了德国人在二战时期用心理学杀人的故事。抓了一个战俘说要用最新型的武器把你处死，而且让你非常痛苦。怎么杀的呢？就是用一两滴冰水滴到他的百会穴上，就把他杀了，因为他的心理已经崩溃了。我在约旦的时候去了越南，我发现越南人都在修桥，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拉中国货。越南是盛产大米的地方，他们倒中国的大米。最近我又去了一次印度，我从像右行驶变成像左行驶，整个地图的判断你必须就要反过来，要不然就会撞车。我想我们东方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也是这样。我在印度给我儿子买冰箱、空调、洗衣机，结果买的都是中国的。印度工人不会装，我还要帮他们。这时候我就发现，印度的工资是我们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他对我们货物的需求是刚性的，因此我得出来一个规律，刚性的需求就等于了刚性的市场。等于我们中国刚性的就业，等于我们中国经济的刚性。
最后我讲一点。不懂的事情不要做。前一段我们看牛根生和我们讲怎么样，现在说老牛哭了，就是因为他不懂规则。我们不懂的事不要去做。我们现在比真正的国外的操作方法差的很远，但是很多人盲目的骄傲。最后一点是要防范大量的金融机构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我认识一个大企业的老板，当他比较顺境的时候很多银行都给他贷款，结果他有一笔贷款六千万到期了，他用在生产上了，还不了。逾期三天以后，这家银行就把他起诉了。结果其他的银行一起起诉，就把他的资产冻结了，最后弄了一个金融诈骗。所以我们要避免这样的现象。谢谢大家。
刘杉：下面我们回到保险的话题，下面请人民大学的张洪涛教授发言。
张洪涛：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会议，近两年多基本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而且我们以往每年都提一个中国保险发展论坛，今年也在继续提。要说我觉得容易，只要我自圆其说，我永远不会犯错，为什么我不这样做？我从06年11月份做了一项实验，我担任了一个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总裁,我就有很大的体会，我觉得以往我讲的一些话，我自己说的一些道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腾。保险有两个件事，一个是收保费，一个是把公司运营好。
今天第一个谈一下当前的金融危机。第二结合我这两年多来的实践谈一些体会，最后提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我觉得当前金融危机是从美国蔓延过来的。是不是美国现在就不行了呢？我认为美国受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就此判断美国已经是步入了箫条，这样的可能性我认为不大。现在美国有很多的所作所为都是让全世界买单。但是它步入箫条的可能性不大，不等于说我们全球经济就能从衰退走向复苏的过程很快，我认为还是会比较缓慢。我预计这次的全球范围经济危机，整个09年将是一个经济低迷的态势。
就目前国内经济来看，大家都说我们会第一个回暖。考虑到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和发挥的作用，预计一季度经济增长下行，我想在今年年底可以见底。国内货币供应量出现明显的回升，市场资金流动性充裕，虽然目前经济现行指标出现回暖迹象，但是我认为实体经济下行趋势并没有得到显著的遏制。最新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现实，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还在进一步加深。预计实体经济的下行，仍在一定时期内要延续。所以我觉得从整个大势来看，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不可能向美国、欧洲那么大，尤其是对我们金融行业，保险行业来说，也不是直接的影响。但是实实在在的有影响。比如说保费收入，因为人们的收入降低了，钱都比较紧，买保险的期望就降低了。还有一个就是资本市场低迷，保险公司虽然放大了资金投资的范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保险资金投资，尤其是在资本市场里会损失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忧患意识，要在危机当中创造机会。
第二点我想谈谈自己的体会。我觉得第一个体会，我认为在金融危机当中，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一定要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和渠道去销售、投资风险可控的产品。一定要防止贪婪和恐惧，要有一个概念。在股市六千点降到四千点的时候，整个保险公司绝大部分去抄底，大家可以看到的结果就是四千点降到了两千点。如果我们当初想想，六千点跌到四千点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可行性报告都认为是底，可是最后还是从四千点跌到了两千点。在美国卖产品的保险公司都必须要有证券的执照，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买投连。而且国外的投连是终身的，我们的是定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法合规经营，这不是一句空话。依法合规是我们创造价值的根本。友邦原来是我们保险行业的标杆，他们的偿付能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恰恰是友邦先出了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偿付做的很好，尤其像AIG在美国非常知名的企业，他们就是把CDS避开了偿付能力里面，避开了监管。赚钱的时候特别好，但是亏的时候也是非常大的比例。现在有人说是不是金融创新过度造成了金融危机？我觉得还是在监管方面下工夫。一定要加强金融监管，在监管当中防范风险。总的来讲应对金融危机我们是认清形势、调整结构、开源节流、瘦身减体，内控成本，外控规模。
最后有一点建议。现在在保增长、扩内需的过程中，应该坚定不移的发展资本市场。而且要谨慎应用利率杠杆，关键是一个信心。如果我们的资本市场好了，会对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有很大的促进。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有信心了。我觉得战胜危机就会更加有把握，谢谢大家！
刘杉：谢谢张教授。下面问问北京大学的曹凤歧老师，现在资本市场是到了高点还是应该抄底？
曹凤歧：我从来不对点位发表意见。点位如果说的准的话就是神仙，我不是神仙，肯定说不准。总的来说目前资本市场处于恢复信心阶段。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我三月中旬在新浪博客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回“U”型》，这篇文章点击率非常高。我想从短期内来说我们肯定会走回“U”型，因为我们救市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从投资来看我们有四万亿的措施。从信贷来看，我们原来是五万亿的信贷，后来我们又增加到了六万亿。到一季度，我们已经放了4.5万亿。可以说把全年的大部分都放出去了。这么大的规模，再没有一点效果就说不过去了。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关心一下中国的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长期发展。这个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大问题。
因为这次救市力度肯定很大，但是问题也是存在的。我们的四万亿投资，加上其它的，我们已经投了4.5万亿，但是都是靠国家和信贷完成的。下面的问题就是说效果怎么样？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考虑了。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动员民间资本。如果完全靠国家，靠投基础设施来做，也可能短期效果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另外可能会留下其他的一些后遗症。到去年11月份，我们的资本市场非常低糜了，已经到了1600点，信心完全丧失了。这时候对整个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想启动经济，应该提振资本市场。这种观点我觉得是对的。
现在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注意中小企业的问题。实际上中国99%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创造的税率已经超过了一半，就业是占75%。2月份公布的数字我们看，国有企业利润下降30%，唯一只有私营企业增长。私营企业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而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小企业受到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首先是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因为他们都是出口的，而且都是出口一些低端的产品。当国外的消费紧缩，没有订单的时候。我们的企业怎么办？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企业。我要说什么问题呢？中国要长远发展，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必须向自主创新发展，要在电子、生物、能源、IT等等产业发展起来，中国才有希望。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中央批了要设创业板的问题。现在对创业板有不同认识，说有了中小企业板还要搞创业板干什么？我最近在博客上发了几篇文章，实际上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不是一回事，这个创业板就是解决自主创新企业、高技术企业、高成长企业他们用来上市融资的渠道。实际上我们中小企业融资是非常困难的。银行连成熟的企业都不给，创业的能给吗？银行嫌贫爱富是本质，谁好支持谁。而这些企业恰恰是在创业的阶段需要支持，那么这个融资应该是谁给呢？是风险投资。还有就是私募股权基金。现在中国是他们投入了但是退出不了，所以我们开这个创业板是为了创新企业、创业企业、高技术企业、高成长企业创业需要的。然后为了私募股权、风险投资退出。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是现在有人担心，会不会对主板有影响，把资金分流了。实际上是不同的板，如果信心起来了不会影响。我说过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来不缺资金，缺的就是信心。有了信心，钱都来了。
第二我昨天在博客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不能把创业板办成第二中小企业板》。中国的中小企业板出来，实际上我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深圳交易所是2000年10月停止住板交易，就是为了创业板准备的。结果等来等去不出来，最后深圳的市场就萎缩了。后来深圳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搞了中小企业板。但是到今天，上了不到200家。原来科技部长说有1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需要上市，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必须要有一个为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板块。
我们必须在创业板的问题上要自主创新。我们现在发行的标准已经不低了，应该再降低。第二不要再审批、审核了，要批量上市。证监会有多少人审批？所以交给中介机构、交易所、投资者、企业，让他们去做就行了，证监会有否决权就行了。现在应该把创业板搞起来，很多企业上市，也增加了大家的信心。但是这个板的风险会很大。散户进入一定要慎重，我就说这些。
刘杉：说到风险，我们下面就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风险管理与保险系的孙祁祥教授讲讲风险。
孙祁祥：我第一讲如何看待保险业的增长，第二讲如何看待近期保险业的发展。
如何看待保险业的增长，我觉得GDP不是决定保险业增长的唯一指标。我们这两年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现在，有八年左右的时间，如果用保费作为一个指标，保险业的增长和GDP并不是正相关。有八年左右的时间GDP增长但是保费增长是下降的。今年1、2月份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8.6%和19.2%。去年和前年比，实际上是增长了55%、60%。从过去这么多年来看，并不是完全的一个正相关关系。如果今年很多人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面受到影响。所以中央提出来保8%的任务，那么保险业保费也会下降。这个也就不一定说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不是因为经济下滑了，所以保费就会下降。因为2000和2001年，01年的GDP比00年下降了0.7%，但是保费增长了22.7%。
第二保费不是反映保险业增长的唯一指标。因为国际比较是三个指标，但是这三个指标也不能反映一个保险市场发展的程度和深度。而我们国家对保费太重视了，太突出了，总是用保费来衡量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就讲第二个问题，就是看待近期保险业增长的问题。
我首先讲一下市场的状况。我们的市场发展有30年了，从量的指标来看，的确中国保险业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在世界比较，也是保险增长速度相当快的一个行业。刚才有专家谈到了，我们是金融业最先开放的行业。保险业虽然弱小，但是是最先开放的行业。那么从量的指标来说，绝对是增长很快的市场，但是我们全面来衡量这个市场，我说有“五多五少”。第一共性产品多，特性产品少；第二综合公司多，专业公司少；第三价格竞争多，服务竞争少；第四人员流动多，人才储备少；第五机构铺设多，市场培育少。这些就是我们市场的状况。而这样一个状况很大程度上和我们用保费，用市场份额来衡量产业和公司发展的重要指标有关系。所以要改变这次状况，保监会也提出来了，要调整我们的结构。保险要回归保障最根本的立足点，就是风险管理和风险保障。在这个基础上再拓展其他的业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刚才讲了，GDP不是决定保费增长的主要或者是唯一的指标。还有一个指标可以谈到，比如说今年，假定就没有金融危机对经济总体的影响。如果我们要调整结构，从原先专门搞投连险的结构，转到以保障为核心的业务上，也会影响保费增长。但是保费本身是负债，大家都知道。并不一定说保费多了，你这个产业的发展就一定好，保费少了就发展不好。要看保费代表的风险状况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目前市场的状况是“五多五少”。实际上我们未来得发展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比如说经济总体增长的基本面，我刚才讲了不是唯一的指标，但是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指标。第二我们现在把保险业怎么样定位在整个市场经济中？去年我提出一个观点，也引起了行业的强烈共鸣和反响。我说保险业或者是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没有完善的保险制度就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所以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命题，就涵概了要发展保险业和保险制度这个命题。如果保险制度被全社会人所接受，认为它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制度，那么今后我们发展保险业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基础。所以第二政策因素在中国是比较具备的。第三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经验已经表明，这些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推动因素。第四我们各项制度的改革。比如说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现在新医改方案的出台，还有责任保险制度出台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行业保险发展的空间。
所以从总体来看，未来保险业发展的基础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认为如果今年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调整结构，重新认识我们的本业，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的机会。好好调整我们的结构，夯实我们的基础，发展我们的队伍，特别是解决我刚才谈到的市场上“五多五少”的问题，我觉得未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希望的，谢谢！
刘杉：谢谢孙教授。下面我们请中国银行高级分析师谭雅玲发言。
谭雅玲：非常高兴到这里有这个机会把当前国内外金融形势的看法谈一下。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判断我个人归纳是“五错”。第一个就是现在是不是金融危机，如果现在的金融危机被确认的话，未来什么是危机？扰乱了大家对风险控制的标准和风险控制的判断。第二个就是错乱了经济衰退的概念。实际上欧洲现在并没有进入衰退，欧洲还是一个季度的负增长，日本是已经进入了衰退。但是欧洲和日本界定衰退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怎么样判断当前的经济衰退，我觉得是非常混乱的。这样对未来得世界经济形势的把握和判断应该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我觉得错乱了美元的价值事实。大家都在说美元的风险，都在说美元的信用，都在说美元不可支撑。难道美国人自己不在想这个问题吗？美国人未来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觉得一定是会的。所以从2007年看到现在，美国人是节节进取，包括我们大家都担心他们的金融机构，居然他们的金融机构开始盈利了，我们怎么样想这些问题。花期、摩根斯坦利都在盈利，我们为他担心。从这些角度我们怎么样看待美元的价值？而现在提出抗衡美元霸权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带来国际金融的混乱。
第四个角度就是错乱了金融价值的长远，金融是长远的，金融是要有经历经验的。这个时间谁历史最悠久？就是美国人。美国人是从挣钱、玩钱到玩别人的钱。
最后一个就是错乱了发展阶段的基础。现在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动力。什么动力？30%在美欧日板块之外，美欧日占了70%？谁是动力？谁应该承担的责任最大？这样评估大家可能就会错乱，我们是大国了，西方让我们参加了G20会议了。要注意，G20会议只占85%，70%在七大国家，只有15%在剩下的十三个国家。怎么看世界经济的发展阶段。他们是发达国家，你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当前的金融形势，一种舆论的指引和大家比较偏颇的认定，对我们判断形势，把握我们自己是相对不利的。我们应该学会综合、全面、深入、长远的看待问题。美国人在说失业不好，可是谁关注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从这些角度来讲，他们是传统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而新兴现代经济和未来高端经济是他们的重要支撑点。所以现在大家都为美国担忧，而他们自己不担心。他们是一个周期阶段性的调整，而这个调整是为了他们未来的需求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美国和全世界发生的问题。
因为谈国际问题必须谈国内。国内我也归纳了一下，我觉得国内很多的金融政策是错位的。我们应该深刻透彻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这对我们中国当前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结构出了问题，农业配什么？配规模。 我们现在是农业出了问题，你拼命干什么？你在救工业。你农业的问题没有解决，未来再面对经济全球化，你并没有太足的竞争力。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中国的国情。
第二个角度，我觉得汇率问题配利率。我们现在只用了利率手段，没有用汇率手段。这两个手段是匹配应用的。美国人更多的是用汇率手段来调市场。而我们的利率手段用的对不对？利率最终是要什么？自由化、市场化。我们应该从根上解决我们金融政策的问题。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农业问题配工业。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深刻的反思，中国的国情是什么。西方的发展经历是什么。我们应该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的问题，使中国的根基稳定。使中国的社会稳定，这样中国的发展才会有更大的动力。
再一个我觉得是制度问题比较严重。但是我们在不断的配产品。包括即将要做的人民币国际结算。我们不断的推金融产品，而且是西方非常好的金融产品，但是我们得不到很好的回报和风险规避，我们是制度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改的是制度，而不是简单的推西方的产品。这样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中国的金融才会有实实在在得好处。
最后一点就是小企业出了问题配大企业。这是一个结构性严重的问题。小企业是什么？是生死的问题，大企业是壮大的问题。他们两个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我们要救小企业，大企业的根基会更牢固。
所以在中国自己的问题上觉得中国现在不能过多的关注国际市场，而应该关注国内市场，来改善自己，突破自己的问题瓶颈，这样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有好处。
再一个我觉得在中国的层面，更多人愿意说“做大做强”，我的观点是“做实做好”。中国的经济是第三位，中国的商业环境第83位，中国的人均GDP是第100多位，我们为什么只会说第三位，不会说第80、100位呢？
另外在很多方面中国应该有长远的规划，不能太短期了。包括现在说的人民币国际结算的问题。就说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了。什么叫国际化？国际化的支撑点在哪？不是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和人民币的国际兑换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所以在金融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教育、普及、提升，而不是简单的把一个产品，把一个板块接过来，这样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是有好处的。金融的高端和专业需要在中国的社会层面、企业层面、政府层面要普及和教育。这样我们对国内外金融的判断才会有利于自己的竞争地位。谢谢大家。
刘杉：谭老师提出了很多批判性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特别是提到了政策的错配问题。既有金融政策的错配，涉及到结构调整，也和我们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错配呢？现在我们请财政部科研所的贾康所长讲讲财政政策。
贾康：咱们今天的主题是银行业和相关的产业，不好从正面谈财政政策。我想从财政相关的角度谈谈对我政策融资的认识。
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谈到中国情况的时候有几种观点。有一种是说中国本身不存在金融危机，是外来的冲击造成了我们现在的经济过快下滑。我们金融系统就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决策层破釜沉舟的要求下，完成了中农工建的股份制改造。等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的资本在项目下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这样使我们规避了很多的风险，我们有防火墙。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索罗斯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中国兴风作浪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项目下资本不可自由兑换。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我们还在暗自庆幸防火墙的作用，这个当然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中国的防火墙要维持多长时间？三年、五年可能，十年也有可能。20、30年还有可能吗？我认为不可能。周小川行长写的文章就是对美元霸主地位的挑战。很多人说人民币以后要走向国际，要变成硬通货。这就意味着中国在自己货币方面的追求，内涵的就是中国必须通过金融深化、金融创新，要拆掉防火墙，要让汇率越来越多的由市场来主导。否则在以后的国际竞争中，我们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我们现代化的战略，逻辑内涵的追求和我们现在暗自庆幸的东西是有矛盾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不要看到人家在深化金融创新的研究生阶段出现的问题以后，暗自庆幸我们自己还是小学水平，我们就以为可以保持在小学水平可以走下去。
这方面还隐含着我们必须吸取别人的教训，尽量避免走别人的弯路。但是在大的金融创新方向上必须是要推进的。这里有一个相关的事情就是我观察，政策性融资概念下的很多事情。我看到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的都存在着政策性融资体系。他们的表述各不相同。但是如果你具体了解一下，在美国、英国、日本等等有代表性的国家，都有政策性融资在他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大概在10年以前，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第一届信用担保论坛”上，美国领事馆的领事做了一个介绍，美国人怎么样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当时大家很看重的不成规模的，但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创新意义的市场主题的融资活动。他是要通过预算里规范的安排，把资金用贴息的方式使用出去。形成一些实际上的优惠贷款，来支持我们所称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发展。他当时也说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信用担保这方面的资金安排和贴息的资金安排，在机理上是一样的，都是政府通过一定的程序，把纳税人的钱通过预算程序安排，用到这些方面的，带来的是一个全面的接口，是一个支持整个的金融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接口。但是现在过了十年，我没有在任何的一本教课书上看到类似的关于美国领事所说的这套的理论表述。但是我们看看就可以发现，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还是在美国。他始终有一个政府背景的中小企业署，他的资金主要是就业方面的提升，经济生活里面创新的问题。美国人不叫政策性融资，但是实际上存在。英国人也不说自己有政策性融资体系，但是也存在。比较正面的，标榜着有政策性融资体系的是日本。日本战后有了一个财政投融资体系，有若干被称作政策支持银行的机构。我也是在90年代中期，在世界银行组织的一次培训活动里面，我看到世界银行专家总结日本战后财政投融资支持重点的演变。二战刚刚结束，当时依靠融资体系支持的主要是重化工业，到了50年代初期，日本管理当局认为当时世界上存在一个重要的机遇就是造船业的重组，所以通过政策性融资支持了日本造船业的雄起。到了80年代，他们已经把重点转变到住宅建设方面。他们支持是存在的，但是支持的重点是变化的。但是日本人到了90年代以后，泡沫化问题出现以后，他们也总结在政策融资的问题，他们收缩了原来比较放开的办法，更谨慎的处理这个事情，最近几年又提出了财政投融资的改造思路，但是他们是在比较高的阶段上才做这种调整的。
美国人这次造成金融危机很重要的问题是住房的次贷。“两房”按照我们的表述就是一个政府背景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他们可以通过无抵押的次贷使低收入阶层也可以拿到自己的房子。当然这里有泡沫化的问题。总结一句话，搞市场经济都存在政策性金融和政策性融资，这里面有的优势，他们的教训是让我们尽可能不能避免“失”，但是决不意味着我们中国在金融发展、金融创新中，像把小孩子的洗脚步水一起泼出去，不考虑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建设问题。
08年对我们冲击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们需要灾后重建。世界金融危机来了，我们需要支持中小企业，让他国渡过严冬。中央的五中全会文件发表了，需要我们支持三农。每当这样的事件发生以后，很多金融机构都说支持，政治表态以后没有实际行动。应该责怪谁？我不认为应该责怪商业性的金融机构。但是现实恰恰是我们十多年以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商业性融资和政策性融资要分轨运行，而且组织了三家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之后，各方面都有意无意的回避政策性融资的概念。大家都愿意说应该支持“三农”，应该支持中小企业。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在不同场合做了发言，写了文章。我借此机会，我推荐一下我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政策性金融何去何从》的文章。请关心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和同志门加以批评和指正。
我们认为基本的思路就是在财政资金拨款和财政资金不介入中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之所以有这种地带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有这种环境。有一些并不可以以拨款介入的方式，却可以通过风险公担的形式，使原来不可以迈过去融资的门槛迈过去。给整个经济加上政策性支持的力量。而这些支持性的力量是和我们的现代化息息相关的。这些事情要做好，必须打造风险公担的机制，财政可以介入，但是各方面不要把这个看作是财政介入的无底洞。使这样的财政性融资可持续，可以和我们现在的战略化目标匹配在一起，支持中国的长远发展。谢谢大家。
刘杉：谢谢贾康所长。下面我们请中央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教授发言。
贺强：股市一句话，现在看大势很难了。这个反弹能不能变成回暖呢？现在是牛年了，能不能变成牛市呢？那么股市运行的基础是什么呢？现在实际上在一系列的宏观大背景中，只有政策介入。可以明确的说，美国的金融危机肯定没有见底，世界经济衰退没有见底，国内上市公司基本面已经这样了。四月底已经公布的上市公司的去年业绩，总体水平肯定是低于07年的。这些已经看的很清楚，目前是现在的经济是否见底了？现在很多专家是认为经济回暖了。但是今天我不想公开讲经济见底，我只用数据说话。
通过我们长期研究数据，我今天给大家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发生在我们现在的非常奇怪的投资之迷。在这次会前，我和曹教授交流了一下，他说现在投了4.5万亿，用不了多久，担心可能会产生通货膨胀。那么在前几年呢？我们金融领域就有一个人民币升值数据。我们统计看大量的货币投放，却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跑哪去了？现在我们不得不这样看到，我们现在4.5万亿投资，银行贷款规模大幅度增加，也出现了一个人民币失踪之迷。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用数据说一下。
我讲数据之前，我写讲讲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规律。我们中国是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和美国不同，美国是需求拉动。投资一启动，GDP就起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04年我们加强宏观调控，为了防经济过热，打击的第一目标就是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而与固定资产投资相辅相成的就是融资。所以当时我们宏观调控打击的第二目标就是贷款规模。特别是到了去年上半年，我们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贷款要超额处罚很厉害。所以请大家注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GDP增长是相辅相成的。这次我们不得不看到，贷款规模迅速扩大，1月份1.62万亿，2月份1.07万亿，3月份1.89万亿，一共4.5万亿，确实贷了很多。但是我们看到月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却没有动。甚至比去年下半年还低了。这次很奇怪，固定资产规模走平，没有启动。这个指标没有启动的话，GDP就不会启动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钱都哪去了？
我们全国政协全国各地考察，了解了一下下面的情况。我们的贷款规模我认为过去追求数量了，其实里面存在很多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了解到，有一些大企业找银行用商业票据兑现，有100万开出票据，银行立刻给98万。而且钱也不拿，又交给银行帮他理财。很多企业从银行贷款，现在银行放款是相当宽松。以前是厂长请行长吃饭，现在是行长请厂长吃饭。甚至没有抵押就敢放贷款。刚才杨主任也提到了，有一些贷款和票据融资又收回银行，变成企业长期存款。所以实际上，这个钱在银行里转，投出去又回来了，数字凑上去了，可是没有投在实际生产上。没有投在项目上，所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上不来。另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贷款结构有关系，这个都是需要研究的。
这种现象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次出现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这种奇怪的现象不能够消除的话，我们的GDP很难真正的启动。比如说马上就要公布一季度的GDP了，经济是否触底回暖了，关键就是看第一季度的GDP。如果不能高于6.8%，说明经济继续下滑。但是这种下滑是否说明经济不见底、没有回暖呢？我不公开评论。
支撑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出口和投资，这两匹马是越来越瘦了还是不断长大了。实际上判断经济是否触底，是否回暖很简单。就研究一下三匹马的情况，用数据说话，就可以得出来。我的货币供应量，M0不但没有增长，曲线还是下滑了。M1是在低位，有一点反弹。而M2是大幅度反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到现在我们居民的消费和投资愿望不足，说明企业的投资愿望不足，很多短期存款都变成长期存款了。我就讲这些。
刘杉：今天公布的银行数字其中有一个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25%，有可能就是银行的信贷又回到银行。说到银行的问题，请郭田勇教授谈一下。
郭田勇：我谈三点。第一点就是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无论是银行信贷还是M2增长速度，都达到了空前的量。我个人感觉到从银行信贷的增速，以及我们前面的调研，我感觉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底部正在形成。由于现在银行信贷增长速度非常快，至少M2的增长意味着社会的潜在和现实的总需求在不断的膨胀。当然很多人对未来会不会有通胀很担忧。我们从银行的信贷结构来看，一季度来看主要还是体现在两块，一个是中长期贷款的快速增长，另外一个是票据融资量的放大。
那么在中长期贷款这块，我们如果从官方对外公布的说法来看，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所配套的贷款增长速度比较快。但是我们近期在银行，在地方一些支行做调研，我们感觉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有很多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的楼盖好以后，欠银行的开发贷款没有还，然后以楼盘为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获得长期贷款。有的银行甚至放出十年期的用楼盘做抵押贷款。这块肯定从数据上统计，也是统计在银行的中长期贷款里的。究竟这个数据有大？有多少是流入了房地产？这个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很确切的数字，但是从我们的调研来看，这个量应该是不算小的。所以通过1、2月份，我们看到房地产交易量在缓慢上升，从这个数据来看，再加上银行信贷投放的情况，我感觉很多开发商得到了银行信贷的支撑。所以现在媒体炒做说开发商找托造成房地产虚假繁荣，这个还不能反映真正的问题。通过银行中长期贷款投放这么快，其中有一部分流入了房地产领域，使的开发商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支撑。现在恐怕我们在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再考虑到总需求情况，有可能房地产形成一个底部，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个观点我仍然认为央行有必要对利率体系进行调整。因为现在我们整个银行体系内和体系外利率水平相差太大。既能导致刚才杨主任说的存在一些资金套利情况。也可能导致前几天发行的地方债收益率太低，出现交易量为零的情况。现在钱都在银行体系里面，地方债招标以后，三年期，每年利率水平只有1.6%。地方政府拿到1.6%成本的资金不用扩大投资，转存到银行里面，银行存款利率水平3.33%。地方政府这样直接套利就可以了，怎么可能会去投资呢？所以银行体系内和体系外利率水平相差非常大，说明我们现在利率结构存在很大的问题。应该说中央银行现在陷入一种利率的困局。我想即便是通货紧缩进一步持续，会让央行的降息可能性加大，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仍然是要往下降的。
第三个观点政策性银行变成商业化运作了。在当前我们刺激经济，拉动内需，政府需要干的事情非常多，政策性银行到底应该怎么走？我个人不同意政策性银行转型以后搞成和其他商业银行没有差异的，完全商业化的金融机构，我是不同意这种方向。首先银行的机构非常多，大家都干同样的事情，我们银行本身业务同质化倾向已经非常强了。并不缺少一个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农工建一样，搞什么零售业务。第二点国开行从以前发展的经验来看，从中长期贷款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方面积累的经验，或者是在这块市场做的时间非常长，而且从经营效益来看，持续性非常好。走一条以市场化为手段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的道路我认为可行的。所以前一段时间说开行要收购什么深发改，要设分支机构。我认为很好笑，我并不同意把现在的政策银行取消掉，完全像商业银行一样，以市场为导向来进行经营竞争。包括国开行搞的软贷款，软贷款在春节前后的时候被监管机构停了。停了以后，国家为了扩大内需，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想拿银行贷款再作为资本金来启动项目没有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又搞了一个政府综合贷款。其实他的功能和开行的软贷款是一样的。
我们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搞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在进行改革的时间，一股脑儿的商业化，恐怕这条路不太行。因为我们的确还有很多领域，我们还是需要这些机构来发挥作用的。我就讲这三个观点，谢谢大家。
刘杉：下面请野村证券的颜湄之女士发言。
颜湄之：今天我就中国银行业如何利用金融危机的机会，在推进国际化进程方面谈三点看法。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这次金融危机是有一些影响，虽然不是直接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把他看成一个中国银行业推进国际化的重要机会。
推进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趋势。虽然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造成了短期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银行受到了一些损失，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量的减少，对银行的利润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性没有改变。对外开放的进程长期化的趋势也没有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发展壮大，包括一些并购和经济需求，银行业也应该走出去。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也需要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银行业国际化应该是必然的。那么国际化需要时间，也需要人才。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尽早开始做，而且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第二点就是国际的金融机构给中国银行业向外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会。比如说美国和欧洲银行，在这次金融机构中都受到了重创。特别是这些大型的国际化银行。众所周知，这些银行大量的做了很多的衍生产品、结构性产品，杠杆增加非常多，以至于资产泡沫崩溃以后，资本金严重缺乏，资不抵债。我们统计美国最大的前20家银行，目前他们的杠杆率是26倍左右，在欧洲的最大的20家银行，他们的杠杆率是37倍左右，相对比较来说，亚洲的银行，包括中国的银行，这个杠杆率平均只有14倍左右。所以这些国外的大型银行，必须要有去杠杆化的过程，这种做法一种是变卖资产，另外一种是补充资本金。我们估计要把杠杆率从30倍降到20倍左右的话，需要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变卖10万亿美元的资产。另外补充资本金要6000亿美金以上，才能使他们的杠杆率基本趋于20倍左右的合理水平。之所以各个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都纷纷参与救助银行，在变卖资产和补充资本金都导致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西方政府要求本国的银行更加注重在本国的业务，这样他们就会去国际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对中国银行业发展很有利的方面。比如说在亚洲，大的国际银行开始撤出变卖资产。这就引出了我想说的第三点。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西方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撤退，给中国的银行业带来了什么机会呢？实际上带来的机会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如果是亚洲本地的银行不能够积极的参与，来弥补这个真空的话，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亚洲国家的经济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造成经济活动的萎缩，这一点可能在中国不是很明显，因为所有的外资银行在中国资产比例占2%左右。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就非常明显了，比如说在香港，外资银行占总体银行贷款的30%—40%左右。在印度，由于外资银行的减弱，已经从07年到08年，我们看银行贷款下降了30%。我们的分析师估计会继续下跌30%。另外银行贷款明显从七年期的平均长度变成了三年期。所以这个方面，亚洲银行不能加强自己的实力，并且扩张的话，可能会造成当地经济的一些萎缩。在亚洲地区的话，三个主要的国际性银行在三个业务领域是非常领先的。我觉得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说，在亚洲扩张也是很大的机遇。
一个银行就是苏格兰皇家银行，他们在贸易融资领域在亚洲是很领先的。第二是花期银行在银行贷款方面也是有领先地位的。第三是瑞银在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方面，是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和领先位置的。这些方面给中国的银行也带来了很大的机会。
我是觉得长期来说，应该把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来考虑，不要因为短期造成一些损失，就放弃了很宝贵的机会。我们认为应该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来积极的扩张出去。将来中国的银行业在世界上也是国际化的银行业，谢谢！
刘杉：谢谢颜湄之女士。下面我们请北京大学证券研究所所长吕随启先生讲讲资本市场的发展。
吕随启：各位朋友下午好，刚才听了很多专家的发言，感觉深受启发。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危机下的中国金融及世界金融新秩序”，我想要认识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些原则的东西是需要把握的。结合十七大以后中央提出了要学习科学发展观。第一个，我们从国际金融新秩序来看，G20峰会召开以后，与此相关的最响亮的就是超主权货币概念的提出。对这个东西，我想实际上是代表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中间，在利益上的一个博弈。这表明了一个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因此面对这样一个超主权货币的概念，我们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盲目否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应该锐意进取，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现在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里面的主导地位尽管受到挑战，但是也没有变化。尽管如此，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综合国力毕竟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应该相应的提高。这样人民币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当中的地位也应该相应的提高。因此我们提出超主权货币，无非是要以一种锐意进取的姿态来表明我们国家的利益诉求。因此这是从战略高度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务虚的层面。
另外一方面我们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科学发展观的定义是什么，中国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人均GDP我们仍然处于世界后列。实际上我们现在要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或者是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金融体系里面的主导货币，实际上还是不具有现实性的。尽管不具现实性，并不代表着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就是说，从战术层面来讲，我们应该推进战略调整。我们应该推进科学技术，例如QUII、QDII，然后这次G20次峰会，签订更大规模的协议，选择一些城市的跨境结算的一个试点等等。
第二点回到危机下的中国金融这个角度，我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的金融业和发达国家来比还是相对落后。既然是相对落后的，按照可法发展观的要求，第一要义是发展，所以我们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现在仍然必须要从国情出发。我们原来金融业的发展中一直是在干中学的，现在按照有些人的逻辑，我们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世界银行业、金融业发展的榜样，好像人家应该学我们了。这样一个逻辑的错位，可能将来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当我们干中学的时候，我们可以虚心的认识自己的不足，然后及时的需求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当我们自认为别人榜样的时候，这个意识可能就会薄弱，将来可能会对我们国家的金融发展不利。按照这个来讲，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所面临的政策面支撑，我想做一个判断。
第一中国现在的资本市场发展，第一个阶段是在2008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开始协调救市，然后各国政府也跟着协调救市。从国内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大约在1700点左右掉头，从原来的从紧变为适度宽松。在转为适度宽松之后，中国又相继出台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刺激内需的十条，国家金融九条，以及货币政策手段的宽松等等。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内部来看，十七大召开，十大行业振兴出台，然后就是信贷的扩张。从我们面临的外部情况来看，就是G20峰会召开，G20峰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如果说原来美国政府开始救市，各国政府也跟着救市。那时候相当于各个国家的政府，再各自的诊所里给各自的病人看病。到了G20峰会的时候，变成了全球专家共同会诊。第二原来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都是各自出资的，在G20峰会上，是全球主要的国家共同出资1.1万亿美元这样的刺激计划。第三原来各国是针对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按照受金融危机冲击程度的不同，各自再修补自己监管体系的漏洞。但是G20峰会给我们带来了由各自监管向趋同监管发展。就连英国，现在也无法拒绝德国和法国对他提出的要加强监管的要求。第四原来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各个国家各自为政，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的。G20峰会召开以后，至少把它在一定意义上上升了一个高度，尽管完全落实还需要时间，那么大家注意，基于这样一个情况，我的判断是在去年11月货币政策由从紧变成宽松的时候，我说当时政策在这个时候掉头了，底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股市不会跌到1700点以下，后来四万亿刺激内需的手段出台，我们判断什么呢？不会再下2000点。现在要把G20峰会和十七大召开的因素考虑进去，现在实际上这个市场再下2100点的概率是很小的，甚至是下2200点都难。大家看一下周小川行长曾经做了一个表态，整个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走出谷底。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止跌回暖的迹象。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最近三个月的成交量都连续上升了。因此我的判断是，虽然现在股票市场还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说创业板要推出，很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重起IPO，还有股指期货，还有融资融券，在几个不确定因素以外，创业板排在第一个。创业版的企业才有可能上市，那么在8月份以前，在政策面上找不到市场向下的理由。那么是不是固定资产投资没有大幅度增加，就意味着GDP不会回升？我的判断是这个和中国目前的政策实施手段有关系。因为最开始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时候，主要靠的是财政手段。但是十七大召开以后，我们的财政赤字安排到4500亿，再加上2000亿的地方赤字，这就说明财政政策用到极限了。当财政政策用到极限的时候，就要用货币政策了。也就是说目前这样一个财政投资的相对持平，未必意味着GDP不会回暖。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判断，比如说现代当今国际社会面临广泛而深刻的动荡，中国的社会面临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总体上来讲机遇大于挑战。我想我们国家的政策目标，现在在金融这块，只有稳定是不够的。当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发展速度相对放慢，对中国来讲，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不应该仅强调稳定，反而应该加大力度，来尽快弥补和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战略思路上完全可以更积极进取一些。那么要进取体现在什么地方？也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应该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现在有人说金融危机发生了，我们面临的金融风险空前放大。因此从控制风险的角度里讲，再提创新是不合适的。实际上恰恰不是，也就是说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从金融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还是应该积极推进金融创新的步伐。不能说一场金融危机发生了，我们就因此因噎废食。这是我的总体看法。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说这些。
刘杉：下面最后一位发言的是共赢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国书的讲话。
马国书：我发言的题目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超主权化》。和我们本次论坛的后半部分相关的。在我们看来超主权货币自从周小川行长提出以后，世界都在关注，但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是在遥远的未来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恰恰相反，从制度设计的原理上，超主权的实施比人民币的实施更加的容易。
这个问题首先会就涉及如何看待美国经济体整体的问题。实际上美国经济体本身可能不会由于次贷危机的发生而受到过多的损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推理出我们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身不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差别性的看待。
我下面就分五个问题来阐述一下。
第一个大问题是整个中国金融业在未来得发展道路上和方向上，到底是继续沿着旧体制向前还是从现在开始有一个新的体制主导方向，引导着我们开始转变。
首先这里有一个旧体制如何认定的问题。实际上周小川行长当时描绘有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体系职能的功能，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的，所以是一个怪胎。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补充的是，今天的美元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是存在问题。而且发生了美国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在我们在往前推一下，美国的主权领导之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也存在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往前推一位是金本位体系。如果再往前推，我们看银本位和金本位也存在问题，如果再往前推，只要是实物货币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金融危机是美元的危机，我们认为当描绘旧体系的时候，今天表现在美元次贷危机，在国际上的根源非常深远。那么只要存在着主权，或者是之前有政治的交换，一定就会出现贸易收支的不平衡问题。这个问题再推一步，如果没有货币，我们只是实物进行交换，国际体现之间就不会有顺差，也不会有逆差。也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学理上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货币在人类的实物交换中会起源的问题。如果不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想分析到今天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表现形式的国际金融体系危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所以整个问题必须回到如此深远的地方。
那么新体制是什么呢？核心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就是要保持一种超主权货币的存在。这种存在就一定能保护国际交换体系下不再有顺差和逆差的出现。只有解决了没有顺差和逆差的出现，我们才能赋予超主权货币一个确切的理解。第一我认为中国和世界整体的金融已经步入了两大体系的博弈的高风险时代。一方面由美元主导的现行金融体制，另外一方面是从G20之后，中国已经积极走互惠互换的双边协议安排，已经有7500亿人民币和不同国家的央行进行互换，这些都不是在传统体制内进行的行为。包括我们国家现在出台的跨境贸易结算，这都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在西方都开始超越旧体系之外，进行一些新的体系尝试。所以我认为旧体制依然很庞大，但是新体制真的很多国家都开始尝试前行。另外一方面中国金融业整体而言，正在进入到一种没有国际便车的路上。我们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总是有一些西方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现成的理论或者是制度安排得以借鉴，来指导我们国家的建设。但是涉及到今天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前车之鉴。第三点就是中国金融业的整体扩张，如果我们不能给出一个理论上更清晰的表达认清，我们扩张之后的资产结构会出现潜在的巨大风险。第四点我们看到今天的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和整体的调整，仍然是处于无序的状态。我们大多数谈监管的时候是商业和的资产负债表监管，没有一个机制到今天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监管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央行资产负债表监督的问题，我们在商行里面的监督就不能起到作用。所以现在整体来讲，央行的整体负债表现在还是一个无序的状态。第五点是中国的金融业整体最佳出路还是在目前的新制度创建和旧制度博弈中的，到底中国现在提出一个金融中心为主导，还是离岸中心为主导。如果离岸中心更重要？我们认为最好创办一个制度的离岸中心。
第二个大问题，如果我们主张全球超主权货币的新秩序真的是理论存在，而且是存在着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图的话，我们就认为中国金融业的整体，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有一个理性的观念，开始整体的转移，一步步朝着新方向走。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一些准备和调整，到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做调整。像现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整个金融业陷入无可奈何的状态，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们希望金融业有一个整体的转变。这其中有两点。第一点我们想质问的问题就是虽然周小川行长在发表完文章之后，美国的总统奥巴马马上就作出反应，但是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国的主管上讲，愿意与否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体系本身存在不存在内生性的制度缺陷。在我们看来这个体系是存在内生性缺陷的，在它提前的体系中始终是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说的整个国际体系，牙买加体系有众多困境存在体系。这个体系里面从来没有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所以我们今天的美元主导体系在理论上是绝对可以证明是存在问题的。在现实中我们不断发生的问题也可以证明他是存在内生性问题的。第二个小问题就是在目前次贷危机发生在美国，美国政府在救治次贷危机过程中也遇到一个绝对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在凯恩斯之前，货币的基本理解或者是定义，被理解为是和价值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是一个价值的储藏手段。但是到了凯恩斯的货币改革之后，货币本身的认定就被认为为一个记帐符号。这个时候就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简单的记帐符号的话，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就有一个到底存在不存在负财富的问题，如果人类社会不存在负财富的话，凯恩斯的理论就需要进行重新的审视。
第三我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现在国内的提法非常多，但是都没有做出一个必要的澄清。我们认为国际化现在几条路，第一个就是贸易逆差的国际化。第二是人民币国际市场的国际化。第三是在SDR里面的国际化。第四是双边互换的国际化。第五个是本币债权的国际化。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
另外就是外汇在金融体系中独特的地位和自己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起到了比我们现在媒体上所能看到的作用更大的作用。
最后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认为国际化过程中，人民币上述的五大国际化途径中，有四大是可以和超主权货币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有一类，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这个方式是无论如何需要避免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刘杉：谢谢马先生的演讲。今天各位专家都做了精彩的发言，但是因为时间有限，不能进行观点的交锋。今天来了很多媒体的记者，我们留一点时间请媒体提问。
提问：我是新浪的编辑，我有两个问题想问谭雅玲老师。我想问一下对美国货币的持有减少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您认为这个现象背后是什么趋势？再二个问题是很多指标都意味着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回暖。您认为在短期内是不是还有必要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
谭雅玲：外汇储备我看到了，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个和政策的意愿有关系。我认为从现实角度来看脱离美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在美元的货币持有上，中国在份额比重上还是应该占多数。从外汇储备当中美元的减少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说到中国经济回暖。我个人觉得还有待于观望，还要继续跟踪。因为这轮的回暖政策投入、资金投入，库存释放都有关系。所以是一个短期的因素。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困难想的多一些，因为我们的行业、产业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的改革压力，包括调整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不能因为短期数字的表现转好我们就过于乐观。这样对我们防范未来的事态发展没有好处。我们简单用一个刺激内需来调整我们消费层面的东西，但是在刺激内需的前提下，是因为要创造财富才可以刺激内需。而现在我们没有财富的来源。我们企业的收入问题都面临很大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刺激内需，所以方式方法要重新思考。包括家电下乡，包括旅游消费。我们应该在有财富的前提下做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这些问题应该谨慎的对待。我觉得西方推出外需以后是在内需稳定的基础上。而我们的内需没有稳固，随着国际潮流走向了外需。所以我们应该在内需的根基上扎扎实实的做好工作。
提问：我想问一下曹老师。您刚才说了要降低创业板的门槛。在降低门槛的同时，如何避免风险？
曹凤歧：我前天做了一个创业板的讲座，有人就提问题说你把审批权放给交易所了，这等于权力的转移，而且对监管可能更不利。我想说的是很多人把审批当做监管，审批不是监管，审批是权力的象征，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东西。而且我们都去审批的话问题相当大，大家只有中国一开始我们都是完全审批制，实际上真正的审批，也不可能审批出来。因为那么多企业上市发行，他就看材料。那些材料做的天衣无缝，根本没有时间调查，这就是一个问题。大家都去审批了，没有时间调查了。所以当宏光实业虚假报告上市的时候，我问了当时证监会的副主席，我说把宏光实业的人都处罚了，你们负什么责任？他说我们不知道是假的。所以这种审批，实际上谁造假谁就可以通过，谁不造假谁就通不过。
另外他们把审批当做市场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很好的监管。他监管是什么？要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谁违法就抓谁，或者是防范如何违法，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这个是监管。审批不叫监管。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成立一个审批委员会就完了。
第三点，创业板我说了，创业板如果像中小企业板这样，一家家上，一家家批，没用。实际上创业板就要让更多的企业上市。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批得过来吗？把所有证监会的人都变成审批员吗？这个是做不到的。
这个事行吗？如果创业板的问题出来批量上市，我说把他放到什么呢？你也审批，像美国一样就是注册制、准入制，程序性审批。谁来决定呢？那就是中介机构、保监人、企业、投资者、市场，他们看这个企业行不行。如果说证监会有什么权力呢？有否决权。把材料送给证监会了，他们发现有问题，他们就可以否决。这样证监会可以更好的监管。所以在监管体制上，我们应该要改变一下，完全靠他们审批作为监管是可能做不到真正监管的。这个就是我的意见。
提问：我来自中国金融网，我想问一下张洪涛老师，刚才您也提到了现在宏观经济处在一个下行的通道里面，资本市场也不怎么景气。您说老百姓现在都捂紧了钱袋子，在这种外部环境下，保险业如何维持自己好的发展？
张洪涛：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一方是大势对保险行业不是很有理，老百姓捂紧了自己的钱袋子。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业应该怎么做？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做到很好的服务，很好的理赔。拿我们行业来说就是服务最好，理赔最快。现在老百姓对保险行业一直有一些怨气，就觉得保险行业来推销产品的时候笑咪咪的，怎么样让你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但是买了保单以后，真正出险了，要理赔了，人就找不到了。我也和大家说，我现在做的保险公司叫“正德人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保险公司的好名字都起完了。保险公司的名字基本上叫“太平天国”。那么怎么办呢？有人说现在中国的保险行业一到理赔就不见了，两个字“缺德”。我一想老百姓对保险这个看法，那我们就叫“正德”。但是本质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服务最好，理赔最快。现在保险行业的竞争更多的是从费率、产品等等。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国际化，就是要从服务上解决问题。根据现在的现状，我们以前的产品都是供给型的，我先制造出产品，然后让销售员推销。我觉得要有一个转型。产品的转型就是从供给型要需求型。就是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保险公司就提供什么产品。再一个转型是我们现在的产品，我们现在更多的做一些投资型的产品，当然在国际上保险公司靠保费来盈利很少了，都是靠投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从投资型的产品转入保障型，但是这个话从理论上讲很好讲，要做起来非常不容易。拿我们自己来说，现在让我买保险，我肯定就想今天买一个保险，明天想报个大金娃娃，这是每个人的心理。但是真正保险的含义是保障。买了保险的投资功能是第二位的。所以在这里，整个行业和整个社会要进行培育和教育保险理念。
还有一个从我们行业来说，从北郊转移到西郊。我觉得要认清形势，把这个形势在推销产品的时候要和老百姓说。要给老百姓量身定做，你到底有多少钱，不是别人买你就买。各种保险是适合不同人群的。所以要量身定做。
再一个就是说要把推销保险转化成理财，让老百姓把保险当成时候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把保险作为理财。但是我也不主张所有的钱都买保险，保险一定是在你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才买的。桌面上有一个馒头，有一张100万的保单，你兜里只有两块钱的话。你饿的时候肯定是先买馒头，不买保单。所以一定要大家提升保险的理念和认识。然后作为保险公司，一定要服务最好，理赔最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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