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赶超韩国珠三角三大经济圈竞合一体化

　　吉利-沃尔沃汽车工业园区落子东莞松山湖的消息一直秘而不宣，这对有“东方底特律”之称的广州或许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台面上握手寒暄，台面下争夺项目，错综复杂的个体利益诉求仍在拷问如火如荼的珠三角一体化命题。

　　“三步走”赶超韩国

　　在依然严峻的国际国内局势面前，珠三角正式转入反攻。继中央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不久，广东省4月12日便出台了《关于贯彻实施〈纲要〉的决定》，正式吹响珠三角一体化号角，前后仅仅历时3个月。

　　珠三角未来12年发展目标也随之定音：一年开好局，四年大发展，十年大跨越。

　　在备感艰难的2009年，广东提出珠三角要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地区生产总值要达到315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5200元，城镇化水平达到80.1%。而到2012年，珠三角地区GDP达到400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0000元,并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2008年，珠三角地区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745.58亿元。

　　文件还对惠及全民的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提出发展要求。

　　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成为广东明确提出追赶的对象。

　　按指标计划，到2020年，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要达到72500亿元，力争赶上韩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5000元，超过台湾地区现有水平，实现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水平迈进。

　　而此前的1998年，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广东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新加坡，2003年又超过了香港地区，2007年超过台湾地区。目前，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占广东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由2007年的79.7%上升为83.32%。

　　在广东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彭澎看来，发展目标强化人均指标，意味着珠三角未来将更加注重区域经济的发展质量。

　　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品安向CBN表示，对于广东来说，单纯追求经济总量上的赶超已经没有太多意义，现有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显得更加迫切。

　　“三大经济圈”

　　破解一体化难题

　　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牵头负责的珠三角一体化命题，成为现实突破口。

　　在《关于贯彻实施〈纲要〉的决定》中，广东明确提出全面推进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着力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以广州、佛山同城化为示范，积极推动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门）三大经济圈建设，加快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这也是汪洋主政广东后首次正式提出三大经济圈概念。

　　三大经济圈概念的提出，意味着珠三角由过去九个市之间的竞争，开始演变成三大经济圈之间的竞争，珠三角一体化骤然提速。

　　汪洋在实施《纲要》动员会上强调，一体化不是等同化、同质化、一城化。一体化的关键是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在珠三角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体制环境。推进一体化要遵循市场规律和城市化规律，分类指导，分阶段、步骤推进，千万不能把一体化同城化庸俗化扩大化。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汪洋称没有竞争就不是市场经济，无论是珠江西岸、东岸，还是广佛，这些经济区之间一定要竞争，“让它们之间有适度的竞争，这是省委、省政府促进珠三角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但在错综复杂的个体利益诉求面前，珠三角内部恶性竞争一直死结难解。

　　珠三角一体化如火如荼之际，东莞市近期出乎意料地宣布把汽车产业作为未来的首选工业项目，欲在原本定位为高科技基地的松山湖再造一个新“广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在接受CBN采访时再次对珠三角产业同构化问题提出质疑。

　　而地域板块分割、产业趋同、各自为政是珠三角一体化多年来进展缓慢的顽疾。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对这种区域“结盟”现象甚至有些担忧。他向CBN表示，三大区域经济圈的势力格局一旦形成，或许会成为珠三角一体化未来将要面临的重要阻力，为一体化埋下隐患。

　　一直从事规划研究的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则认为，经济圈的协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竞争阶段，就是城市各自发展。而珠三角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竞合阶段。最后，将走到协同阶段，就是后工业化时代。

　　刘品安说，珠三角一体化的实质是要打破行政区划下的资源要素配置，转而形成经济区域下的资源要素重组，关键之处在于解决各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建立合作共赢的利益协调机制，“但这种机制目前尚未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