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中国管理创新论坛暨第三届“中国管理学院奖” 颁奖典礼于4月18日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 《北大商业评论》杂志联合主办。搜狐财经作为网络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
何志毅：这是比较热的话题，经济的走向、金融跟经济的关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一直在变化，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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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云：我是负责一家咨询服务企业叫AMT咨询，公司是02年成立的。我们公司没有经历过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
我们刚刚出道的时候上一轮经济的低谷已经过了，已经处于上升期了。我们公司总体感觉机遇是大于挑战和危险。我们服务的客户中，绝大多数客户在这次危机中还是处于比较昂扬的逆势上升的态势。在大的态势下面，企业越来越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怎样拿到定单，这是最实在的，就是销售方面加强。第二，怎么样削减成本，在同样服务和产出的前提下怎么降低成本？降低成本这块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外包，AMT咨询尤其是在IT外包这块比较擅长，经过将近十年的发展，在中国本土的市场还是建立了一定的知名度。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为上海电信做IT的外包，从自身来讲，生意量上来讲，我们增长还比较迅速的。今年我们自己的预测可以有比较大的信心。
客户来讲，我的感觉，我们服务的国有类型企业他们总体上是一个受益者。我们私下探讨有一个题外话，中国这次之后大规模的国际门会意味着什么，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聚集到国有垄断企业里面，对民营企业的竞争环境越来越不利。电信、移动、烟草、电力他们以前批不到的项目现在赶紧批下来。民营企业项目华南这边受到的打击确实比较大，大家还是在观望。
慕云五：大家好，我是《管理学家》杂志的执行主编，我们杂志现在出两个版本，一个是面向企业家的，一个是面向学者的，刚才何老师说一个伦敦的学者比较了1929以美国为主的曲线和现在曲线。去年到现在，各类有关危机的研讨会，大家的措词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另外一种曲线，也很有意思，去年底的时候，我更多听到是信心十足。参加论坛的企业家都会觉得这没有问题，危机中还有机呢，要多看到机会。最近感觉这个话说得不太多了，还是有些问题。危机下企业管理机遇与挑战，完全围绕这个题目聊的话，可能更多是谈管理问题。也是危机给中国企业重要的启示。
以前，讲不讲管理无所谓，只要公司赶着机会好，运气好，很多公司都是能发财的。这次危机来了之后，我今天听孟老址提到了感冒，他提得挺好。我以前有一次发言中也是拿感冒做比喻。我发现感冒这个事，尤其是流感跟经济危机特别像。流感的特点是没有特效药，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明一种治疗流感的特效药，一般的做法是打疫苗，疫苗也有问题，每一波流感来的时候病毒是有特异性的，疫苗往往也不是很准。我们对付流感的办法从自己身体来看，就是“硬扛”。流感一定是“扛”过去的，走运的人、身体素质好的人是根本没事的，身体素质不好的也不走运的就肯定要“中招”。这个比喻能够套用的话，这次事件可以发现，作为一个企业应该锻炼身体，至于怎么锻炼的，有很多来自企业的，来自咨询界的办法。危机肯定是会过去的，假如说这个危机会转成萧条的话，因为萧条和危机两个概念不太一样。我们说的是繁荣与萧条这个概念，危机实际上是繁荣转到萧条的转折点叫危机。我们比较走运的话，这个危机很快过去了就不会有萧条这件事。不管怎样，一个家庭遭受很不幸的事情，一般很不容易解体。比如说家庭是两个人挣钱，其中一个人失业了，这家庭还会很好的存活，没有任何问题，它慢慢会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企业也是一样的，日子总是要过的，这个过去以后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我们还要学到很多不同的经验，我就说这么多。
张家明：很高兴参加讨论，这个题目我喜欢是把挑战和机遇反过来，危机下企业管理挑战与机遇，挑战在前，机遇在后。我感觉有挑战，有机遇，机遇大于挑战。
当前的形势下，作为企业首先要审视自己，你的企业在现在的环境下能不能生存下去，我认为关键在于那个企业的结构，产品定位。我们企业是以“养殖加工”一条龙企业。我们考虑三十年以后大家还吃不吃鸭肉，但是吃什么鸭肉，有什么要求。从养殖可以拓展到食品。有人说养殖食品是一个朝阳产业，不管形势怎么变化，食品需求都是第一位的。
在座很多是经济学家，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投入到食品的费用反而更高，经济发达了，投入食品这块的费用反而少。应该说经济危机对食品行业的影响比较小。
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个阶段也是企业整合的时候，通过这次经济危机淘汰一些不合适的企业，一些企业在这过程中成长、发展、壮大，对农业产业化这一块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件好事。
中国要想发展，必须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要解决，必须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尤其是农民。如何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把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这就是我们的课题。这块我也不想占用过多的时间，总体我感觉作为食品行业，前途还是不错的。借用慕老师的一句话，他把危机作为流感，我很感兴趣。我是做技术的，确确实实，现在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场大流感。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病原，二是吃药，三是锻炼身体，这三块都不能独善其身，因为现在是国际化，只有靠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打疫苗效果也不行，也没有什么好药，靠自身。提高自身免疫以后，抗病能力大大提高。第二，靠药，这个药主要是预防感染。如果是在发病的前提下既要免疫又要吃药，同时还要加强自身的锻炼。
李伟阳：大家好，我来自于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想追求什么目标呢？我作为国家电网公司的代表第二次参加这样的论坛，一直是电力工业部，作为一个行政部门已经是能体现出我们公司的追求。从命令执行型的向社会互动型的，由封闭的变成开放的。对于一个中组部管的国有企业能够坐在这，怕说错话，怕被僵住了。
关于危机，我想把危机的视野稍微拓展一下，一个层次是整个国家，整个国家层面上怎么看危机。奥巴马讲能源兴政，每次经济危机就是美国根本的转型，转型一定要选龙头行业，这个龙头行业必须具备什么特征呢？带动力强。美国在占据价值链的前端，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每家说要用太阳能了，贵的时候我就上网，我要用电最便宜的时候，晚上我烘干，晚上12点以后洗衣服最便宜，烘干，可以赚差价。它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条，所以美国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长的。国家层面，你应对危机走出危机对中国来讲，中国政府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转型这很重要。
生产关系的层面要考虑。刚才董事长也说了，我们觉得烟草、电力垄断性行业危机反而变成机遇了，国家原来不批的项目现在批了，拉动一下，这个拉动有挤出效应，认为非公经济的空间被挤压了。这点判断非常必要，危机下政府到底干什么。孔子学生问孔子，说怎样可以从政？孔子说“五美”，“惠而不费”，让老百姓让民得到实惠，但我不需要掏钱。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干的事情不就叫惠而不费吗？让大家每个人创造财富的动机潜能、热情迸发出来，不就是让每个人去挣钱吗。国家富了，老百姓也有钱了，得实惠了，但是政府没有投钱。“劳而不怨”，择可劳而劳之，让你有活干，还没有怨恨。比如他本来是收割的时候，农忙的时候，你让他服兵役，去训练军队，那他收不了，他很怨恨。但是本来就是农闲的时候，没有事可以干的时候，我去练练兵可以锻炼身体，掌握技能，他很高兴。“欲而不贪”，你很想要，但是你不贪婪，欲人而得人，何因贪。作为一个官员来讲，你的效用函数是仁，因为你想做到仁，才能感觉到幸福。一个人只会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你愿意做的事情恰恰是老百姓或者社会需要的事情，叫欲人而得人何因贪。我们真的改造我们的领导阶级，我们的官员们的效用函数。要把他个人的理线怎样引导到社会需要的理线上去。每个产业里面怎么考虑，怎么思考，第三个层面才是企业的侧面。在危机下，恰恰是调整企业资源配置方式很好的时机。
何志毅：危机前、危机后，在座的四位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新的变化？对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经济政策层面或者说企业自己要怎么发展的层面？甚至个人要怎么发展的层面，危机前、危机后有什么问题，你产生了变化，或者正在思考，以前这样想，现在觉得应该这样想，有这样的吗？
孔祥云：无论是企业自身的管理，还是我们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企业的管理。我一贯的感觉是：如果我们去除掉纷繁五杂的名词理念等等，我们会发现管理一个企业本质上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这些道理可能是千百年来没有什么变化。要去应对这样的危机，我觉得首先还是总结清楚，哪些事情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更鼓不变的，把本质的东西先抓住。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很简单的道理，怎样把你的产品和服务做到价廉物美，使得你能够盈利。这是做企业的基本前提，你想尽一切的办法，你在危机的时候这样，胜利的时候也这样。
有一些东西是应该改变的，我们公司自身来讲，2006年底，我们明显发觉以往我们侧重的行业客户，比如民营类的行业，出口导向的行业它给我们的定单越来越少。那个时候虽然大家都没有说经济危机，或者还没有明确波及到中国，那时候我们已经在调整我们服务的行业对象，越来越多从出口导向型企业转向电信、电力、烟草等这些类型的行业。不要一条路非要走到底，或者一颗树上吊死，我们做的服务仍然是管理型，仍然是IT类的咨询，仍然是外包，但是你可以有些客户服务对象的变化。
慕云五：我完全针对何老师的问题，对危机之后有可能的新的认识。政府层面，两年前我听林毅夫的演讲，他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有很多说法，放到这个场合下看更有意思。按林毅夫的观点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跟其他国家是大不相同，以前也研究过像东南亚等等都不一样，他得出结论中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他说中国这三十年来甚至是建国这六十年来，其实中国的列任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遵循了时代的潮流，而没有逆着潮流走。包括我们认为三十年可能是不好的，实际也不是。那时候在重工业的基础建设时期是做了很多动作，要不然后来没有基础发力做其他的事情。尤其最近三十年来，一直是顺应历史潮流，再一个就是遵循摸着石头过河。这两点应对危机是最要紧的，我们也没有面对过危机。从最近中央政府的一些具体举措来看，中央政府是非常有信心，是自信的。自信的根本是138家国企没有问题，是非常不错，而且是越来越不错，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富。
这几年来积累的庞大财政收入以及费用收入，以前经常被诟病的，现在看来这都是底气，这危机对于某些会利用杠杆的国家和经济体来说可能很困难，觉得赔钱了，美国倒好办，可以印钞票。但对中国来说，政府很富，很有实力。一分钟里说大家有信心，这不是虚的，不是号召，骗大家说，你们应该骗自己有信心，肯定是有这个信心的。无论是凯恩斯，包括后来像b i g u 教授他们很大一块都在探讨心理问题。在危机过程中，大家都很有信心，很乐观的话，这种危机真的是很容易过去的，真的很好克服。
政府现在无论是物质的底子还是举措，比如说政府投资建设，很多人又会说这个不好，包括郎咸平的观点一直是在批评，实际上还是凯恩斯的一句话，就把马路挖开再填上再挖开，这实际上是有益的。政府基础到方法，再到信心的提振都是非常好的。
学者层面，这次危机在中国发生，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他们都很走运。能在21世纪的头几年赶上这么好一个事。说得可能不好，但是我觉得对研究者来说确实是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只有在1929年那次机会才会出现一个凯恩斯，以及反对他支持他的一大群经济学者，能让人类社会对生活本质有了一个更多的认识，在中国这是一个好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
抓住机会不同人有不同做法，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者研究的心态要认真，刚才听肖教授讲的时候有个别地方不太认真的，他其实不明白孙大午的“三权分立”什么意思，他就可以批评“三权分立”是错的。因为他不是真的按照西方“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做法。对于像吴晓波老师这样的作家，这也是一个好机会。我读他的书总是想到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那本书也是危机之后开始写的，他从一九三二年写到一九七几年。如果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事情，接下来可能从头审视这个事意义也特别大。这种危机下，首先学会省钱，学会紧缩，这是渡过危机最重要的法门。
何志毅：张总，你现在办企业的思路，跟危机前有什么变化吗？有影响吗？
张家明：我感觉肯定有变化，变化比较大。我说三句话，一，还是信心问题，温总理讲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个时候，特别是企业的一把手一定要坚定信心，信念不能倒，倒掉的话，企业就完了。
第二，危机管理。现在我们能够从容应对经济危机，因为我们以前经历过几次生死考验。1998年的时候，我们闭关，韩国、日本在1902年的时候闭关，每次的闭关就逼迫企业升级。03年的非典，04年的禽流感，每一到关对我们企业来说都是生死的考验。因为过了几道生死关，我们企业到危机的情况下变得从容，生死考验都过来了，现在的情况下，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通过几次生死考验，我们把握住了作为食品发展的方向，现在的食品是由过去的吃饱、吃好到吃安全、吃健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食品仅仅是从吃饱到吃好过渡，远远达不到吃安全，吃健康，现在我们追求最高的层次—吃健康。我们产品定位非常高，日本的列表是全世界最苛刻的，对我们是破壁。去年出口形势不太景气的情况下，我们出口增长了36%，因为我们食品安全这块控制得非常好，抓内容的好处就在这里。
第三，顺势而为，危机的时候也是调整产品结构最好的时候。最近我们又投资一个多亿兴建规模化的养殖场，我们的养殖场在过去基础上再升级。我们考虑五年十年以后这个养殖场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我们就开始考虑。等到我们养殖场投入使用以后，很可能会赶上新一波机会。这种情况下，除了公司加强投资以外，我们还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对我们渠道的管理，人力资源的开发等等，如何炼好内功，这很关键。特别在经济危机情况下。
经济不健康，但是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身体，为我们下一步的大崛起大发展保存实力，保存体力。
李伟阳：我说两点。第一，公司感觉到原来跟事业如此之近。以前觉得跟经济全球化没有什么太大感觉，青海50%的用电量是工业，整个工业的起伏和公司的起伏完全偶尔的。第二，资源配置方式原来有这么大的改进空间。以前我们的资源配置可能更多讲内部的人财物，现在我们发现每一个跟我们有关联的都有潜能，都有潜在的资源，都有潜在的优势，都有潜在的知识，都有潜在的信息，你可以去挖掘、共享。合作创造价值！
何志毅：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总结几句。美国经济80年发生的这次大危机，这80年的时间，大的社会制度看，是传统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和消亡，改良资本主义的成功又发展。80年中间资本主义之所以改良，或者发展得比较好，因为有社会主义在边上刺激、约束、挑战着它，所以它改良好了。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苏东解体，改良的资本主义就朝市场经济或者自由经济，有人叫自由市场，有的是毫无节制的一路朝这个方向走，导致了很多问题。
很多东西要重新思考，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粮食丰收了存起来，明年欠收了再拿出来，没有什么重大的经济危机。工业社会来临，生产力爆发出来，产生很大的财富，不断的消费拉动生产，就说节约不对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怎么办，工厂都关门了。美国不储蓄，他们2005年的时候储蓄是负数，07、08回来一点，还是不到1%。美国政府不储蓄还外债到了11万人民币，劝你用明天的钱消费，又劝你借别人的钱消费。现在走到了很极端的路子上面现在开始出问题。这要我们反思，按揭贷款房地美不是出问题了吗？给人家过多的方便让人家去买房子。
现在大家都可以不消费，我们每个人够吃够穿，我可以一年不买衣服，我一年不买汽车，不买家电，我可以一年不旅游，一年不下餐厅吃饭，全世界经济立刻崩溃，我们衣服好多了，鞋子、袜子穿一年不买没有问题。消费和储蓄到底有什么度，恐怕是整个社会要重新考虑的。中国现在还不能够鼓励节衣缩食，中国储蓄50%好象太高，美国负数又不对，但是怎样是合理的关系，促进消费观念的机制和措施要可能要改变。
市场跟政府的关系，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美国道路是对的，自由经济，政府协调，最好什么都不要管。现在全球一体化大家搅一起，虚拟经济的比重很大，危机的放大效应很厉害。政府不讲过去在传统经济下怎么调控经济的过重手段，消费供需的关系，信心很重要，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比政府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更大的信心，当然也有好政府，也有坏政府，总体而言，还是政府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信心。
奥巴马能给美国人民带来什么信心？我从四个方面分析。你要相信美国产生政府的机制是合理的，我们两百年的宪法，我们政府勤勤恳恳为大家工作的。我们评价任何政府可以从四个方面看，奥巴马说你们要相信我们，中国政府也说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是看产生这个政治合理的机制和流程好不好。第二，看这群政府的领导人是不是精英和真正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硬的方面看两个。政府手上有没有充足的现金，政府手上有没有资源。美国政府现在看起来比较糟糕，前面两个软的我们不做比较，美国政府手上没有信心，它负债11万亿美元。美国政府也不掌握资源，没有土地资源、没有矿产资源，没有产业资源，任何资源都没有。如果归结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现在网络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虚拟经济过大，哪怕虚拟经济不过大，占一个合适比重的话还是有虚体经济，虚体经济和实体经济并重的情况下，政府起什么作用，应该重新评价。
美国政府走过了，好象中国政府还要更市场化，美国政府好象要回来一点，这要重新思考了，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度。刚才你说中国好因为有138家国有企业，早上孙主席说李荣融硕果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当然他并不这么认为，各有各的观点。大的社会来看，政府它要不要有些资源掌握在手上，掌握到什么度，恐怕是要在现在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考虑。危机发生以后，尤其是美国经济八十年来发生的大危机，让我们考虑背后更深刻的制度因素应该怎么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中国是三十年发生的大危机，中国企业习惯于虽然是小小的波浪，但是一直成长，经济成长的速度非常快，我们不习惯在危机的情况下考虑问题，这个危机给中国企业的思考就说感冒一定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多少年之后一定会来临一次。现在家族企业恐怕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赫尔曼西蒙最近新出了《21世纪的隐性冠军》，德国一家小企业一百三十年来只有几十个人。在有次在北大做报告也是我主持的，学生提问说一个企业做了这么多年还这么小，这算成功吗？中国企业太成功了，没有几年就上市了。一百年的企业拿出来经历了无数次的危机它还活着，当然是成功。德国一家企业做管风琴的，今天国家大剧院的管风琴还是它做的，三十几个人，做了一百年。今天看不到这个经济为己有多深多重，再深下去更是问题了。
家族企业能解决很多就业的问题，上市公司有很多问题，玩虚的、泡沫啊，很多都是上市公司搞出来的。同仁堂是中国三百多年的企业。日本非常珍惜自己的品牌，它就不敢搞三聚氰氨。尤其鼓励家族企业搞自己的名字，比如晓波兄弟公司，我志毅兄弟公司，我们就会非常珍惜这个声音，中国人家的观念是非常强的，用家族的名字子子孙孙传下去，他的诚信度， 长远思考就很好。尤其中国家文化，大家对家族那么畏惧，中国的家文化取代宗教。我一直想中国没有宗教，中国有家族企业好好发展，家族就相当于宗教一样的。今年清明我给母亲扫墓，如果是个祠堂，是个家族墓地恐怕我的敬畏感更强，家族企业有种神圣感。对于管理者来说，晓波我们后面要研究中国家文化怎么跟市场经济结合，家族企业怎么传承，立志起来我就永远不上市，要做一百年。这是我在经济危机重新思考的几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时间不早了，到了约定时间，谢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也谢谢我们今天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来宾和同学，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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