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不把GDP作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又如何

  建国60年来，经济增长始终是政府的首要目标，GDP的增长指标几乎年年超额完成，其他指标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由此导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以及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滞后等失衡现象。从中国过去30年的GDP数据看，GDP的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2009年将更是如此。因此，在当前扩内需、保民生的任务下，我们必须作出选择：究竟是要一个好看不中用的GDP增长率，还是要提升全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扩大消费来解决就业问题？现在应该到淡化GDP的时候了。

　　从总产值到国内生产总值:体制改革带动经济高速增长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都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发展经济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头等大事，因此，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也无可厚非。事实上，在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择方面，中国也一直与时俱进。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87年，在漫长的30多年中，政府一直以工农业总产值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反映了当初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特征。

　　所谓社会总产值，是指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包括饮食业和物资供销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产值之和，也称社会总产品。它与GDP之间除了理论基础不同外，计算的范围和方法也不同。社会总产值是包括物耗在内的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而GDP只是新增加的价值。社会总产值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GDP则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内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所以，总产值作为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下的评价指标，不仅水分过多，而且忽视了金融、贸易等服务业和科技产业的发展。因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从198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始，GNP（国民生产总值）终于取代了总产值，这也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GNP与GDP之间的差异并不大，GNP等于GDP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素收入（从国外得到的要素收入－支付给国外的要素收入），如国外获得的劳动报酬、投资收益（包括红利、股息和利息等）的净额。但用GDP能够更确切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从1994年开始，政府向人大提交的报告就用GDP这个指标了。

　　采用GDP替代总产值作为考核政府部门业绩的首要目标，事实证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也是中国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被纳入统计范围内，极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引进外资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中国建国以来后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全球最快的，经济规模的扩大是前30年的4倍左右。

　　富国还是强民:GDP增长目标下的经济失衡问题日益严峻

　　从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每年的人大会议都要表决通过类似《关于××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从全国人大到省、市、县的人大，都是上行下效地套用这种模式。而各个行政区域的政府部门每年也都无一例外地将经济增长（从过去的总产值到GDP）指标列为首要目标。尽管各级政府还需要完成如财政预算收入、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环保等诸多指标，但放在首位的GDP是重中之重的目标。而且，从过去30年的情况看，几乎绝大部分年份GDP指标都被超额完成。

　　过去30年，中国GDP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但国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却增长缓慢，至今不足美国人均收入的5%。而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26年之后，人均收入却超过了美国。虽然中国原有的收入基数太低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如日本和美国劳动者的薪酬总额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60-70%之间，中国则低至40%左右，据研究还呈下降趋势。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也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过去30年中，全国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7个百分点，尤其在1992年经济开始超速增长之后，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9个百分点，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则更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由1990年的2:1左右扩大到目前的3.3:1，最富裕地区和最贫困地区的收入差距更达到10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

　　从“国家”和“国民”之间的财富比例看，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35.48万亿元，2007年的利润总额就达到1.76万亿元（截至2007年底国资委的统计），外汇储备一度超过2万亿美元；同时，中国2007年末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而同期美国是71%，欧元区是67%，日本是163%。从储蓄结构看，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靠企业和政府储蓄率的上升维持，居民储蓄率这几年则在缓慢下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居民储蓄的构成，会发现中低收入阶层的储蓄比例非常低。

　　2008年颁布的《劳动法》应该是为维护劳动者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同时也遇到了很大争议，尤其是中小企业和部分外资企业都以税收等因素要挟地方政府，而政府往往出于保增长、保税收的压力，更容易偏向后者。因此，把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第一政绩的传统模式，长期来看不利于营造一个让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的制度环境，反而容易拉大收入差距，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多重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

   多年来，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都有多重性，当然，首先是要确保经济增长，如2009年提出了GDP保八的目标，其他的目标还有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CPI、节能减排、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促进消费、缩小城乡差距、发展中西部地区等。尽管所有这些目标都是基于良好的愿望，也是老百姓翘首以待的，但如前所述，效果并不理想，往往是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都超额完成了，其他指标或者任务却年年欠账。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不妨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0年来用支出法计算的GDP，来作一个贡献因子的相关性分析。由于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因此可以得出：

　　GDP增长率＝10.47－0.011最终消费贡献（－0.36）

　　GDP增长率＝6.42＋0.095资本形成贡献（5.02）

　　GDP增长率＝10.39－0.065净出口贡献（－3.46）

　　括号中的数据为t值，从t值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可以认为对GDP增速的变化没有明显作用，而资本形成的贡献最显著，净出口也很显著。从附图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历来的GDP增长都主要靠投资拉动，当然，1994年以后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开始加大了。在很多时候，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呈反向关系，GDP增长率高的时候，资本形成的作用就大，消费对GDP的贡献却下降了。

　　就GDP、投资与就业的关系而言，我们发现，从2004年开始，私营和个体部门已经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体，到了2007年，几乎新增的劳动力都靠个体和私营部门吸纳。然而，政府4万亿元的投资却主要流向公共部门。再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看，也是递减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20万左右，降到如今的90万左右了。面对2009年严酷的就业压力，靠投资拉动的GDP估计最多也只能新增100万就业职位，不足全年新增劳动力的1/10。

　　显然，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存在很大问题。尽管过去10多年中国自上到下一致认为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但这一目标为何一直无法实现呢？首先，这与我们把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有很大关系；其次，是忽视了对多重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

　　我们之所以在建国后漫长的60年中始终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与中国历史上一直遭受外族入侵和欺凌有关，“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华民族血的教训。然而60年来，我们在经济目标上的大同小异，是否与政府职能转换相对经济体制的变化更迟缓有关呢？比如说，一年一度、由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类似的标题已经沿用了50多年（从1957年开始），只是原先只有“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后来又增加了“社会发展计划”。但中国在过去30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积极争取主要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2006年起，每五年一度出台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也从“计划”变成了“十一五规划”，这些都说明中国确实不是计划经济国家了。既然如此，我们年度的发展目标是否也应该由“计划”变成“规划”，由考核性指标变为参考性指标呢？

　　至于忽视对多重经济目标之间关系深入分析的现象，是否与中国长期沿袭的思维习惯或文风相关？从古至今，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以辩证逻辑见长，讲究所谓的阴阳平衡。一篇文章犹如一帖中医药方，总要四平八稳，既要怎样，又要怎样，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对非重点又要点到为止，唯恐遗漏，留下话柄。这种思维方式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全面、系统、高瞻远瞩地看问题，缺点则在于不会把文章中提及的各个问题、多个目标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组函数模型的方式来表述。比如说，节能减排、产业升级与促进就业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彼此的相关系数是多少？国人总是习惯于提倡既要做好这个，又要做好那个，往往是文章写得很好，事情没有做好。而事实上，关键的问题在于一定要深入研究实现目标的可行性，化解多重目标之间的冲突。

　　经济增长与扩内需呈反比:是否继续把GDP作为首要目标

　　从习惯思维出发，我们一般会认为启动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但如果考察一下二战之后经济起飞和产业升级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就会发现资本形成（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而最终消费（即扩内需）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比如，在日本GDP增长率高达9%的1952-1973年间，其消费贡献是65.94%，当GDP增长降低到4.2%时，消费的贡献上升近2个百分点，而投资的贡献则下2个多百分点（附表）。韩国也是如此，当上世纪80年代其消费对GDP的贡献比70年代下降10个百分点后，GDP则增长了1个百分点；1998年以后，随着消费对GDP的贡献再度提升，GDP增长率则相应下降。分析中国过去30年的GDP增长也同样会发现，消费的贡献率与GDP增长弱负相关。

　　既然扩内需、保民生与GDP增长率的提升负相关，那么，我们就必须作出选择：究竟是要一个鼓舞人气的GDP增长率，还是要提升全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扩大消费来解决就业问题？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各国政府的经济目标，会发现大多数都选择了充分就业、增加失业救济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等目标。而中国由于长期以GDP增长为首要目标，所以，在财政支出方面，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的比重较大，而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过少，即便现在有所提高，还是属于弥补过去的欠债。

　　过去6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举世瞩目，而且，中国的GDP总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也没有任何悬念，只是时间问题，但如果中国能够让13亿人共同富裕起来，那才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所以，现在到了淡化GDP的时候，政府应该把财政支出用在更多地提供社会保障、更多地增加就业人数和最大程度带动消费方面，而不是用在如何让GDP达到某个增长目标上。中国的行政机构都有下级仿效上级的特点，这使得GDP增长从中央到县乡无一例外都是首要目标，因此，只有中央调整施政目标和职能，地方才会响应。而只有当经济出现萧条、产能大量过剩、失业等社会问题激化的时候，制度改革的时机就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