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经济谷底已现 可持续复苏有赖改革再推进

　　本轮经济谷底已现，可持续复苏有赖改革调整再推进——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

　　看上去中国经济即将触底反弹。

　　对仍处于寒冬中的全球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们应该保持审慎的乐观。

　　政府大力度的反危机措施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推高GDP增长，但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中国经济能否在此次危机过后转变增长方式，实现良性的增长？这些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

　　鉴于中国政府目前良好的财政状况和银行健康的资产负债表，相信中国刺激经济的手段和财力还很充足。但假如政府投资和银行宽松的信贷政策无法真正的激活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活动，那么，恐怕我们离启动经济自身的活力还有距离。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经济体的GDP越高，其人均福利水平也越高。中国经济在过去多年中一直呈现重投资轻消费的状况，因此逐渐发展成利用外需来弥补国内最终需求的不足的状况。现在外需严重疲软，原有的模式已被打破。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要么启动最终消费需求以改变经济失衡，并提高居民福利；要么在短时间内通过大幅度投资来提高上游产品需求，“通过建造钢厂来消化更多的钢铁”。很明显，第二条道路将伴随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和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为代价，不可取。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将经济的良性增长和GDP增长有所区分。

　　（文/谷重庆）

　　4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世界经济今年将收缩1.3%，为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再表示美国经济“已现曙光”，尽管全球经济近期确实出现一些好的苗头，然而，更加广泛的预期则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并未见底。

　　“国际经济环境能否持续好转？这需要打个很大的问号。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衰退交互作用、危机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余斌在详解中国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本轮回落已经见底，“有望在全世界率先复苏”。

　　然而他同样提醒人们，没有市场驱动的企业和个人投资、消费的扩张做政府投资的接续，没有确定好转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目前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复苏前景及可持续性还不容乐观，存在问题仍比较突出，中国经济很可能会呈现“W”的走势。

　　在提出一系列应对之策的同时余斌强调，经济危机和衰退既是一场灾难，也是改革、调整的良机：着力推进与之相关联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充分释放潜力，不仅是短期内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也是中长期内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环节。

　　“对短期问题，我们要有中长期的判断，否则就短期论短期往往看不清楚；立足当前的同时，我们还要着眼长远，而不要仅仅盯着眼前。”余斌说。

　　本轮经济回落已见底

　　《21世纪》：您怎么看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及其走势？

　　余斌：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本轮回落已经见底，但复苏前景和可持续性有待观察。

　　从一季度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看，经济运行继续保持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持续回落趋势。GDP增速进一步下降到6.1%，比上年四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

　　但是，随着政府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和效应的逐步显现，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和先行指标明显好转。

　　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比1-2月份加快4.5%个百分点，环比增幅是很大的。

　　投资消费方面，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8%和15.9%，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4.2和3.6个百分点。

　　出口方面，尽管仍是较大幅度负增长，但是三月份出口的负增长，与1-2月相比有明显的收窄。3月份出口同比下降17.9%，比1-2月份降幅缩小3个多百分点。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数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它从去年11月份最低点38.8，连续四个月反弹，三月份达到52.4。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一季度应为本轮经济回落的底部，二季度经济增长将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有望率先复苏。

　　《21世纪》：市场更加关注中国经济接下来的走势。人们提出了种种走势图预判，比如“U”型、“V”型、“Ｗ”型等等。您怎么看未来中国经济可能的走势？

　　余斌：我们的预判是，中国经济二季度数据一定会好于一季度，止跌回升，但经济回升步伐有多快则有待观察，我们更倾向于“Ｗ”型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复苏前景及可持续性不容乐观，存在问题仍比较突出。

　　《21世纪》：为什么？您所说的“基础尚不稳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余斌：经济增长持续下降，对就业和收入预期均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大量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农民工就业机会减少和收入下降，都显然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张。

　　而如果短期需求回升主要来自中间需求而非最终消费需求，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还会加剧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

　　从投资看，一个重要的先行指标是房地产行业，它既涉及到投资，也涉及到消费。

　　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长只有4.1%，整个房地产业库存的消化，可能还需要延续很长时间，这种低迷状态还将持续。而当这种库存压力依然存在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大规模房地产投资不大可能。

　　这样，百姓持币观望，与开发商目前仍然处在价格博弈阶段，家电、家具、装修等方面的需求都会受到抑制。

　　年初以来，出口较高占比的外向型企业，经济效益比上年四季度进一步下降。通过产业关联和收入收缩效应，外向型企业效益下降，直接影响到国内其他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

　　同时，部分外向型企业被迫转向内销，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企业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7.3%。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大幅度滑坡，不仅会影响到财政收入、企业自主投资能力和就业规模，还会造成企业还贷能力减弱、金融机构呆坏账增加等问题。

　　总之，从一季度看，尽管消费、投资增长达到较高水平，但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政策效应的反映，如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信贷规模急剧扩张、家电下乡等，而市场主导的内需扩张缺乏有力支撑。

　　《21世纪》：谈到信贷，在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同时，去年年底以来国内信贷供应量的大幅攀升确实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您怎样看大规模信贷投放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影响？

　　余斌：金融机构贷款持续大规模增加，为政府增加投资提供了配套资金支持，缓解了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也为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

　　但是，货币、信贷投放过快也存在一定风险。一季度新增贷款4.58万亿，占全年新增贷款5万亿下限的90%以上。

　　从全年看，存在两种可能的后果：其一，如果新增贷款总额不能大幅度突破，那么一季度以来的过快投放显然缺乏可持续性；二、三、四季度信贷规模将大幅下降。一旦信贷规模大幅度收缩，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经济回升的良好势头可能逆转。没有贷款就没有血液，经济没办法正常运转。

　　其二，如果持续保持一季度以来的扩张步伐，那么全年新增贷款规模将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水平。过度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相搭配，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我们担心，部分信贷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同时，全球一片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可能的率先复苏，有可能引致国际投机资本再度涌入中国。加上正在寻找出路的国内大量社会闲散资金，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可能再度泡沫化，出现结构性通胀的风险增加，经济运行可能陷入增速下降和通胀并存的滞胀局面。

　　这两种结果都是不可取的，要么伤害经济复苏好势头，要么加重未来通胀压力。因此，我们有必要保持警惕，防止信贷投放速度控制失衡，不要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

　　《21世纪》：您刚刚的分析较多侧重于内需。您怎么看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以及对中国外贸所可能带来的冲击？

　　余斌：事实上，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本轮回落已经见底，但复苏前景和可持续性有待观察”这一判断，除了国内因素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样值得高度关注。

　　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一方面，为了降低市场风险和减少资金占压，国外进口商大规模压缩库存，导致我国出口订单明显减少；另一方面，部分国家汇率大幅贬值，侵蚀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金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发达国家明显抬头，“去全球化”思潮也在蔓延。

　　一季度中国外贸出口下滑幅度有所收窄，但从全年国际环境情况看，2009年中国出口负增长格局很难改变。尽管外部环境会向好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外贸出口来说并没有带来实质性改变。

　　国际经济环境能否持续好转？这需要打个很大的问号。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衰退交互作用、危机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

　　虽然已看到一些好的变化比如美国市场日用品消费增加，但目前危机尚未见底，有可能向新的领域和区域蔓延。

　　一些国家相继采取了规模较大的救市行动，但能否顺利实施和奏效尚待观察，目前还不能得出金融危机会逐步缓解这样的结论。而如果金融市场不能企稳，世界经济在有所好转后可能再次出现波动。

　　《21世纪》：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弥补外需缺口上能发挥多大作用？

　　余斌：原来我们寄希望于出口多元化战略，以改变目前出口状况，保持我们的增长。但现在可以看出，这并不现实。

　　当整个发达经济体经济同时衰退的时候，无论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分析整个出口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不仅仅是对整个欧美日本出口在大幅度下降，对发展中国家，下降速度更大。

　　《21世纪》：也就是说，您对中国经济近期走势比较有信心的同时，也在提醒人们警惕，经济复苏可能没有一部分人想象的那样容易和迅速？

　　余斌：是的。2007年三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中长期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大了回调的深度，也延长了回调的时间。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回调趋势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力度增加政府投资，会刺激经济增长短期反弹，但难以改变总体上的回调趋势。

　　今年二、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在出现较大幅度回升以后，受中国经济自身回调趋势和国际经济环境可能再度恶化的影响，四季度或明年年初经济增长可能再度回落。2010年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信心，但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必要的警惕，有迎接和应对更大挑战的准备。

　　启动内需的关键

　　《21世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22日发表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世界经济今年将收缩1.3%，为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我们的外部环境确实不容乐观。谈到应对，您觉得国家该如何应对外贸出口的不利局面？

　　余斌：我们建议，可以考虑把过去的“保出口”调整为“保出口企业的生产能力、竞争能力，保出口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这是更加现实可行的办法。

　　国际环境严峻，我们不能让这么多年辛苦积累起来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能力、竞争能力一下子丧失掉，那样损失太大。

　　同时，国际市场大蛋糕在缩小，但我们应该力保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不要下降。我们不能因为危机把市场丢掉，丢掉后重新去占领会更加困难。

　　《21世纪》：怎样实现您所提出的“保出口企业的生产能力、竞争能力，保出口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的目标呢？

　　余斌：这里面一个关键问题是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多与中国处于平等竞争水平的国家采取了大幅度货币贬值的做法，严重削弱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国家要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稳定，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尤其是不要大幅度升值，这对出口企业的伤害可能会比较大。

　　同时，可以考虑适当引导一些出口企业产品内销。

　　一些很好产品出口欧美，国内买不到，质量相对较好，与国内产品不是同水平的竞争的差异化产品，可以适当引导内销，尽管对国内某些行业企业有影响，但这些生产能力会得到保护，损失较小，缓解出口企业的压力。

　　当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这样做，否则也可能加重国内市场竞争、产能过剩。

　　《21世纪》：产能过剩一直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去年第四季度急剧的库存调整，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能过剩问题的严重。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并不是始于今日，但是包括中国在内，全球经济的调整显然容易加剧国内产能过剩的状况。

　　余斌：其实，从去年第四季度企业的急剧库存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明显好于从前。

　　过去国有经济主导的经济，产品已经积压卖不出去，企业却往往仍继续生产、库存，而现在则马上调整。这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明显好于从前，企业更加主动地根据市场制定决策，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

　　但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幅下降，大量产能没有需求，国际市场恶化，则加剧了产能过剩，这确实是非常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我们认为，产能过剩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当前情况下，正是比较好的产业整合、收购兼并，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整合产业链，提高产业集中度国际竞争能力的好时机。强大外部压力有助于落后产能的淘汰。

　　进一步来讲，只有真正有效提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才会真正有所缓解。

　　《21世纪》：印象中从上世纪90年代，加强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的观点便不断被提出，但似乎情况并没有真正得到改善。

　　余斌：扩大消费是很难的事情。对这个问题，目前存在很多误区。

　　比如，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劳动所得、资本所得和政府所得。提高消费就要想办法提高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这是不是意味着企业所得的下降？显然不是这样的，如果让企业的利润减少大家都不投资了，劳动所得占比可能会更低。

　　再比如，有些人讲扩大消费的一个障碍，是因为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那么保障制度的建设完善是否马上就能带来消费的大幅增加呢？我们研究过二战之后的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度增加，差不多二十年，但并没有带动储蓄率的下降。东方人的这种传统消费观念，即使有完善的社保制度，也可能会仍把钱存在银行。

　　《21世纪》：您觉得接下来该如何有效扩大消费需求呢？

　　余斌：扩大消费从收入分配这个角度来说，有必要调整政府的支出结构。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的财政支出大量被用来去办企业，如今政府的开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

　　我们认为，政府基建方面的很多投资，是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让民营企业来做，比如铁路完全可以让民营资本进入。目前情况下政府应逐步减少用于基建方面投入，把更多资金向全体公民提供更多更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推动民众可以把过去用在这方面的开支转成消费。

　　另一方面，要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中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时，还要改善国有垄断资源收入的再分配格局。

　　长短结合：

　　改革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21世纪》：您提到“目前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复苏前景及可持续性不容乐观”。我的理解，您似乎主要担心过多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余斌：依靠政府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市场驱动的企业和个人投资、消费的扩张做接续，这种短期回升将随着政府投资力度的逐年减弱而再次波动，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

　　市场驱动的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结构调整的推进。

　　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例，一方面需要改革现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以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以改善居民预期。

　　只有这些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完善，消费占GDP比重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有可能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实现从以投资、出口驱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

　　《21世纪》：谈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走势和应对之策，我注意到，您不久前在公开场合曾鲜明提出短期思路与中长期战略相结合推进改革和调整的主张。

　　余斌：我一贯主张，对短期问题，我们要有中长期的判断，否则就短期论短期往往看不清楚；立足当前的同时，我们还要着眼长远。

　　当前经济形势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防止出现深度衰退，是十分必要的。

　　而与此同时，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为下一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则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当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扩大内需的同时，国家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等，同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深化对外开放。

　　经济增长在经过了1998-2001年的调整后，伴随着住房、汽车需求“井喷式”爆发、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和“世界工厂”的逐步确立，2003年以后增长速度连续5年达到或超过10%。

　　回顾这一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此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就类似涨潮、落潮。涨潮的时候，很多矛盾是被掩盖的，暗礁在哪里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改；落潮的时候，石头浅滩都露出来，反而是改革、调整的最佳时机。

　　《21世纪》：您如何看待改革、调整对中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发展的影响、意义？

　　余斌：从中长期看，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期和消费结构升级活跃期，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以住房、汽车、教育、旅游等为热点的消费需求的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等，潜力巨大。

　　现阶段，有些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存在明显的制度性障碍；有些领域经过了前一阶段的快速发展后需要调整，积蓄力量，再上新台阶；有些领域不能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

　　着力推进与之相关联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充分释放这些潜力，不仅是短期内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也是中长期内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环节。

　　目前我们面临的经济困难，既有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缓对我国的影响，也与国内房地产、汽车等主导产业在经过了2002-2007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转入周期性回调阶段有关。

　　同时，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低价格、高投入形成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模式，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难以为继，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新竞争优势的确立，对短期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影响。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只有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消除体制机制弊端，才能够为中长期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和国际竞争优势。

　　《21世纪》：您如何看待保增长与推进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矛盾？

　　余斌：这也确实是必须直面的问题。

　　在政府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中，强调了改善民生、优化投资结构、避免重复建设等，这显然是必须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和扩散、保增长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有时甚至会与短期目标相冲突，而能够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措施往往会带来固化现有体制和结构的后果。

　　因此，如果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没有足够认识，不仅会贻误良机，而且会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增加新障碍。

　　另一方面，通常情况下，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凸显，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呼声高涨，内在压力增强。但由于经济不景气，面临着就业和收入增长压力，各方面利益矛盾也相对比较突出，社会承受能力较弱，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往往较差。

　　所以，当前政府在“扩内需，保增长”的过程中，要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21世纪》：在您看来，怎样才能做到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余斌：在推进重大领域改革时，一是要明确战略目标，广泛征求意见，取得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二是要根据社会可承受程度，分步实施，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三是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市场机制形成合力，引导、推动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