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培训补贴成官员敛财之源 贵州170人涉案

　　贵州农民工培训窝案启示：监管体系引入一米阳光

　　在金融危机的侵袭下，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资金投入。如今，如何妥善地运用这笔资金，正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4月初，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原副厅长杨锦福，因利用职务之便，在农民工技能就业培训工作中，多次收受贿赂87.2万元，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这只是贵州农民工培训窝案冰山一角。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自2008年以来，贵州省共查处农民工培训系列案件150余起，涉案官员下至乡镇上至省级部门，达170余人。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农民工就业形势遭遇冲击。综合政府部门已经采纳的各项应对措施，强化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成为主要对策之一。

　　2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的通知》，决定在2009年至2010年，利用两年左右时间，组织开展大规模职业培训。根据该计划，农民工参加各类职业培训，按规定由就业专项资金和相关专项资金中给予补贴。

　　在此形势下，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农民工培训体系，显得尤为迫切。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官员向本报记者表示，针对目前农民工就业培训中暴露出的问题，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制订相关规则，规范职业培训机构的选拔程序、培训课程的标准以及培训效果的评估，“提高农民工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此前不久，人社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就业工作专项督察活动。据本报记者了解，督察的内容就包括“各项补贴、税收减免等综合政策落实情况”。“各地是否能够有效地使用就业、再就业资金，也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一位接近人社部人士透露。

　　4月25日，贵州省检察院对本报记者透露，目前贵州省纪委正在总结该省系列案件的教训，以期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管理及资金监管。

　　贵州“窝案”

　　近几年来，国家向西部地区下拨大量资金，为广大农民工免费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根据《人民日报》的消息，国家规定每培训一名农民工，培训机构可获得500元至800元财政补贴经费。仅贵州，从2006年到2007年底，全省就拨付培训补贴资金3.75亿元。这一庞大的公共资金，却成为一些官员敛财之源。

　　据检方指控，2006年5月至2008年元月期间，杨锦福利用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职务之便，为他人取取得农民工技能就业培训学校成立资格，农民工技能就业培训定点机构资格、增加培训指标等提供便利，行贿人只要能买通杨锦福，就可随意成立培训学校，增加培训名额。杨为此多次收受贿赂共计87.2万元。

　　贵阳省检察院表示，与杨锦福同期的系列案件，也在同步审理中，违法官员有和杨锦福一样，收取贿赂，也有采取更隐蔽的方式，套取国家财政补贴资金。

　　如已公开的典型案例是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局原副局长江捷，他在制定培训政策和实施管理时有意留下疏漏，在试点培训农民工的9所培训机构中，自己参股经营3所，上报培训人数4万余人，占全部试点培训人数81%，获取财政补贴1680余万元。

　　据贵州省法律界知情人士透露，贵州省系列窝案，是因2007年底对遵义农民工培训造假案的追查而引出。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仅2006年至2007年，遵义市及所辖县(市、区)获得农民工培训资金达4750余万元。2007年底，遵义市检察机关接到举报，发现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朱克华在农民工就业培训中存在受贿问题。检方经调查发现，朱克华利用职务之利，收受多家培训学校贿赂30余万元。

　　在查办朱克华案后，遵义检察机关统一部署在各县(市、区)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在农民工培训的诸多环节中，都存在贪污受贿行为，少则数万元，多则数十万、上百万元。全市14个县(市、区)现已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案30件35人。

　　检察机关对遵义市社保系列案件的调查逐步延伸到省劳动保障厅，同时也很快引起了贵州省检察机关的重视，省检察院遂对全省各地农民工就业培训领域的犯罪行为展开调查。

　　而省检察院的调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据贵阳市反贪局局长谭虎对媒体透露的消息，在这次专项行动中，已立案查处该系统案件150余件、涉案170余人，涉案人员中既有基层劳动就业部门的办事人员，也有像杨锦福、江捷这样的官员。高层官员中还包括贵阳市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张伟，涉嫌收受多家培训单位贿赂110余万元，贵阳市劳动保障局就业处原副处长宋旭东，涉案金额12万元。

　　培训监管漏洞

　　贵州省众多官员的落马，吸引了外界对农民工就业培训制度以及就业资金的使用制度的关注。

　　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地的农民工培训有多个部门管理。其中比较大的“阳光工程”项目由农业部门主管，启动于2004年，是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资金补贴人均300元。另有针对在岗或拟上岗农民工农动技能培训，由地方劳动部门主管，补贴资金人均600元。此外，还有扶贫管理部门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农民工培训项目。

　　每个项目有着大同小异的管理模式。以“阳光工程”为例，国家每年对各省市下达培训人数指标和项目，省市归口部门再层层分解到区县及乡镇。各级劳动社保部门负责审批职业培训学校，下拨培训指标并认定培训合格后的实际人数，培训学校据此向财政部门申请补贴。

　　以重庆为例，据重庆市劳动力转移协会会长田维华介绍，国家下达的培训指标是每年20万人，加上其他部门对口的培训计划20万，全年要完成40万人的培训。在重庆，278所培训学校均通过招投标产生。

　　但各地在农民工培训中，普遍存在农民工参与不积极的现象。民进重庆市委最近展开了针对该市的农民工培训的调研，指出，由于当前政府下达培训任务，定点、定经费、定人数、定专业的计划指令模式，与农民工实际需要有一定距离，使农民工参与热情不高，易引起地方出现培训班“冷冷清清的现象”。

　　这就带来生源不足的问题。贵阳市反贪局侦查处处长胡斌在总结案件时也表示，以贵阳市为例，一年的培训经费多达数千万元，而农村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留乡者多为妇孺老幼，真正需要培训的人员难以召集。

　　而当地政府官员也表示，上一级政府在拨款的同时，要下达相应的指标任务，如果不能完成，年终考核很难过关。

　　“个别基层政府为完成培训任务，便不惜作假，而作假也给学校带来好处。因此容易联手造假，牟利处益。”贵州省社科院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研究员表示。

　　对于校方，牟利的第一步是成为政府部门指定的培训机构，为此不惜向有审批权的官员行贿。杨锦福即因此获罪。

　　牟利第二步是造假，主要是获取农民工信息。遵义市检察院反贪局长苟玉吉介绍，大多数培训学校“打点”了当地社保局领导和工作人员后，随便找人开班“培训”，将农民工户籍信息，按人头套取培训资金。

　　有的政府官员也参股学校套利。据遵义市检察院披露的细节，该市红花岗区劳动局官员入股开办的一个培训学校，在街头摆摊设点，以一个塑料脸盆的代价，换取一个农民户籍资料。后来，学校甚至买通派出所，以每份资料20元的价格，复制771套农民身份信息，组织37个虚假培训点，骗取培训资金。

　　胡斌称，“这几乎是无本万利的生意，甚至荒唐到让保安人员冒充教师上课，其实际培训效果可想而知”。贪污少则数万元，多则上百万元，培训学校骗取国家补贴金额多的达上千万元。

　　寻找“制度性”解决方案

　　对于贵州发生的农民工培训领域的窝案，田维华认为，“加强监管和体系完善都很重要。”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杨锦福案的法官亦表示，劳动保障部门对关键岗位人员行使权力缺乏约束和监管，导致上行下效。而且，对培训学校的资质缺乏严格的标准，门槛过低，给了不法之徒可乘之机。

　　田维华表示，重庆政府的一些做法在监管上有可资借鉴之处。比如农业系统的“阳光工程”通过招投标选择培训学校，但是农业系统的官员和培训学校不参与招投标。“我们要防止体制内操作。”

　　“培训的第一节课，都有劳务办和阳光工程办公室、财政局官员参与，中间不定期抽查三到四次，实行突然死亡法，一发现有作假现象，立即取消其资格。”田维华说。此外，重庆政府还聘请了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对资金流向进行审计。

　　人保部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有关就业培训资金的监督办法和规定。“通常来说各地情况不同，不宜采用‘一刀切’的管理方式。”

　　不过他认为，可以根据培训计划、学员名单，对培训过程进行监督。“比如，每天进行录像，讲得怎么样、学得怎么样就一目了然了，也不难做到。”

　　民进重庆市委建议，对农民工培训应更加公开透明，政府及培训学校应制定评价标准，定期对开展农民工培训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专业设置、培训内容、课程安排、收费标准、招生情况、学员结业率、结业学员鉴定通过率、就业率、工资水平等状况进行评估，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除了监管，多位受访者均表示，提高培训效率和农民对培训的积极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农民工培训存在的问题。

　　贵州一位有意投资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企业主对记者表示：“每年几十万人，这是多么巨大的人力资源和市场。按正常操作是有利可赚的。”但当前的生源是个问题。

　　民进重庆市委的调研显示，“目前农业劳动力技培训效果欠佳，农民对培训信任度低，参培积极性不高，抽样调查满意率不足10%，可以说，农民工对技能培训是不满意的。”

　　参与调研的参议处认为，其中主要原因是政府以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一对多”的培训，使教育培训与农业发展、农民需求严重脱节，针对性不强，灵活性不足，实效性更差。

　　另一方面，则来自培训经费的短缺。调研报造指出，区县属于吃饭财政，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培训农民工，培训教育经费主要靠向上争取项目得来的。而培训经费不足，这是造成当前区县农民工培训的覆盖面小、教育质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贵州省社科院前述研究员也认为，“目前的补贴，并不足以支付农民工实际所需的培训费用，农民工往往选择放弃。”

　　这也是西部的普遍问题。对此，民进重庆市委在课题中建议，“政府应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不断开辟新的投入渠道，探索并逐步建立财政投入、银行信贷、社会投资和农民自愿投入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支持农科教一体化的投入体系。

　　此外，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则认为，推动农民工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需重点改革只看数字、不重实效的考核方式，注重培训效果的评估。

　　人社部官员强调，要加强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效果评估。“关键还是要看就业率。如果培训了还是没有工作，那说明培训的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