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钱赶场的经济学家在替谁说话

　　这两三年全球经济波动很大，先是挡不住的牛市呼呼往上，接着是刹不住的金融危机嗖嗖向下，不过，在大起大落里都有钱可赚的人还是有的，那就是经济学家。

　　昨日，有媒体曝光了国内经济学家出场费价码，在这份1万/场到12万元/场不等的报价单上，几乎可以找到咱们平日里耳熟能详、隔三差五就能在媒体上看到的所有经济学家，而眼下他们的出场价，已经涨到3年前的10倍了。

　　虽说只要按章纳税，经济学家们为钱走穴、赶场算不上违法，谁叫那么多人等着人家给把脉——经济好的时候想知道怎样赚钱，经济不好的时候想知道怎样不赔钱呢？只要人家所在的单位没意见，谁又能拦住他天南海北地飞来飞去，把出席乱七八糟的论坛、会议、活动，或者把挂名当做自个儿的主业呢？

　　可是，当一个经济学家一年要四处蹦跶着讲100多场的时候，当一个经济学家把时间叫做“档期”的时候，当一个经济学家成为N家公关公司手里的红人，由后者为其接活、拉活、牵线搭桥、谈判讲价的时候，当一个经济学家可以直白地告诉你，“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你不知道我的出场费是上涨了的，请我讲的人排成排”的时候，这个经济学家还是不是经济学家？咱们还可不可以相信他在台子上衣冠楚楚、头头是道、做忧国忧民状说的那些话呢？

　　记得有个老笑话，说的是在前苏联经济病入膏肓的时候，面对拥上来苦苦追问的记者，戈尔巴乔夫郁闷地说：“有一个总统，拥有100个情妇，其中一个有艾滋病，不幸的是，他不晓得是哪一个；另一位总统，拥有100个保镖，其中一个是恐怖分子，但不幸的是，他不晓得是哪一个。而我的难题是，我有100个经济学家，其中一个说的是对的，但同样不幸的是，我也不晓得是哪一个” ——经济学家一多，而且每个都叽叽喳喳，这样的郁闷是必然的。不过，当我们知道一个经济学家说某些话(比如“惟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的背景是在某某场、某某会，而且这个场子跟某些人的利益搅和在一块儿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轻松地判定，他绝对不是那个说的对的经济学家，至少他在彼时彼地说的那嘟噜话，不听也罢。

　　当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是为钱才赶场的。报道里也说了，像那些很有学术地位的老经济学家，比如吴敬琏、厉以宁，那是花多少钱也请不来的——人家看重的是“规格”，还有“人情”(面子)。不为五斗米折腰当然是好的，可是冲着“规格”跟“面子”去的场子，您还能畅所欲言吗？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但恐怕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话来吧？而那种喜闻乐见的老话、套话、撑场打气的话，固然无伤大雅，可说跟不说区别在哪？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那是为了说话而说话，无论到哪，无论什么题目，他永远都有一套回答，至于切题不切题、有没有道理那就得听的人自个儿体会了。没有包治百病的医生，可有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家，在他那，您永远听不到“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我不是研究这个的”这种话。反正不管自己的药铺里有没有这味药，就是硬着头皮卖大力丸，这种药丸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就好像“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漫无边际的空话。

　　大家关心经济了，经济学家跟公关公司的生意都火了，也许也正是因为“接受媒体采访-提升出镜率和知名度-身价飙升后开始赶场”这样的路走得太顺、钱来得太容易了，经济学家才成了演讲家，结果金融危机爆发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才都没有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