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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实质就是货币主导权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东亚国家和地区有很多金融合作的空间,比如,建立由东亚各国政府出资的外汇储备所构成的亚洲共同基金,以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的流动性来源;开展美元离岸业务,形成和美元在岸市场良性竞争的格局等等。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现阶段应紧紧和实体经济捆绑在一起,应该让我们的合作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新模式的金融合作会带来更多的双赢。

  从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到王岐山对IMF体制改革问题所提出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要求;从外交部发言人提出的对美元启动印钞机的忧虑到国务院批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都在表明中国和亚洲已开始重视货币主导权问题。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亚洲这样一个世界活跃的经济区域,至今没有一个能够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国际货币”和全球级别的国际金融中心:北美有纽约和美元,欧洲有伦敦和欧元,但香港和新加坡以及日元等与之相比差距甚大!

  所以,今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是一个空喊的口号,而是刻不容缓要启动的问题。拖一天,我们承担全球化环境下市场风险的程度和可能性就会增加一点。可喜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细则中,已经作出了一些和“人民币国际化”(输出人民币)密切关联的“金融创新”方案:比如,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股权融资,人民币债券融资,人民币产品保险等。

  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在“货币主导权”战略的大背景上,我的解读是,从战术上讲,推进亚元、人民币国际化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非眼下中国经济发展和亚洲金融做强的“比较优势”,但从战略上讲,如果忽视货币主导权,那么,中国甚至亚洲的经济合作在整个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上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无法“对冲”外部危机对中国和亚洲实体经济的渗透作用,更不用谈让分享到中国和亚洲经济发展丰厚收益的外部经济体也来承担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风险,常常会造成“收益别人拿得多,风险自己兜着走”的被动结果。所以,尽管亚元、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任重道远,但为中国和亚洲在世界舞台上形成有利于自身财富保值的“货币主导权”,我们应该从现在就开始通过一个新的合作模式的开拓,去努力构建一个做强亚洲金融所需要的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今天的亚洲各国都意识到了,金融发展不仅是提高自己国家对财富价值的定价权,而且更有利于促进过本国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转型以及产品和企业走向世界舞台,争夺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因此正变得如此白热化。东京、首尔、新加坡、孟买都有打造成亚洲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计划。在这种环境下,亚洲的金融合作模式如果不顺应市场的需求,还是在清迈协议的双边货币互换合作框架下推行,那么它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会日趋降低。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中国政府采取了主动应对的方法,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意识到,顺应世界的呼声做强人民币,比被动接受人民币升值和资本账户开放的压力要好得多。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在实际推动过程中,一定要“量力而行”,重视与东亚各国的“合作”而不要强调“竞争”,否则,过于冲动,反而效果适得其反。1997年,在完全没有亚洲金融合作保险网的情况下,泰国建立了离岸市场,结果打开了国际资本投机的缺口,将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实体经济的成果白白地断送在东亚金融危机的风暴中。

  中国和亚洲很多国家的增长模式,是靠发展制造业和强化出口能力来维持的,这就使东亚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在产业结构没有充分优化和调整完毕的情况下,急于推进亚元或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以及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将是十分危险和不切合实际的。这给上海国际金融建设的业务开展带来了制度性的障碍,再加上我们尚缺乏保证国际业务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一整套成熟的法律、会计、监管和税收体系,要想把上海打造成具有像伦敦、纽约、新加坡和香港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之所以在危机中也能表现出强势,关键就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没有出现本质上的动摇。美国依然以它拥有世界一流的品牌、技术以及超强的标准制定和研发能力,甚至没有遭到重创的金融风险管理能力(美国金融风暴形成的原因是滥用金融创新问题,是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恶化的结果)吸引着国际资本,并没有出现市场用脚投票所带来的美元超跌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亚洲尤其是中国不能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变,固定投资、出口依赖(尤其是中国还处于加工贸易的低端)和就业保障目标客观上依然是维持亚洲和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不能摆脱的“重中之重”,那么,做强金融的各种方案就不可有实质性推进。

  纽约、伦敦作为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虽然金融大海啸暴露了这个机制很多的缺陷,但是,这几十年来他们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和学习。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进口”欧美的金融人才、金融产品和工具,甚至包括他们在使用中的市场运作架构等,也不要简单地模仿他们社会全体偏好风险的态度和应对风险的做法。更为关键的,我觉得还在于由人才、金融创新和金融文化“三位一体”所构成的“金融生态环境”,以此来充分发挥一个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支撑亚元或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舞台)所应具备的实现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六大基本功能,一句话,“神似”比“形似”更重要。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东亚国家和地区有很多金融合作的空间,比如,建立由东亚各国政府出资的外汇储备所构成的亚洲共同基金,以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的流动性来源;开展美元离岸业务,形成和美元在岸市场良性竞争的格局,从而达到提高美元财富的管理效率。另外,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现阶段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紧紧和实体经济捆绑在一起,围绕实现航运中心目标等实体经济部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人民币结算和保险等业务,即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后台金融服务,即所谓连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金融服务。应该让我们的合作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新模式的金融合作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双赢的结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责任编辑:黄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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