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的两张机票

　　斯蒂格利茨的两张机票

　　成一语

　　在纪沫的眼中，斯蒂格利茨教授再次来到中国的35个小时是按分钟来计时的，她常常拿出教授的时间安排表，一项一项地对照，以便掌握进度，能赶上5月15日晚上11:48回美国的飞机。

　　纪沫是斯蒂格利茨的博士生，在过去的4年中，她是导师数次中国行的助手。

　　此次行程短促而疲劳，斯蒂格利茨在上海活动的时间恐怕和他空中飞行的时间相差无几，这点时间可能连倒时差都来不及，他却参与了上海市市长韩正的市长咨询会，参加了“陆家嘴论坛”并发表了演讲，其中还穿插着多次会见和采访。

　　不给中国“添麻烦”

　　在斯蒂格利茨接受CBN英语采访时，须为导师做翻译的纪沫才能够歇一口气，有时间谈一谈她眼中的斯蒂格利茨。

　　当聊到近期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中国之行的20万美元的出场费时，纪沫相当吃惊，她说，据她所知，斯蒂格利茨教授从未收过出场费，“不要说出场费，就是教授每次中国之行的机票都不是中国出的，这次他来中国的往返机票，一张是意大利的学术机构、一张是德国的学术机构赞助的。他以前来中国的机票也没有花过中国政府的钱。”

　　“我也曾经很奇怪教授为什么这么做，曾经问过他原因。”纪沫告诉CBN记者，斯蒂格利茨的回答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不能给中国增加经济负担。”

　　这让记者颇感意外。

　　斯蒂格利茨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著名学者。中国政府每次向国际经济学界征询意见时，他总是座上宾。在2008年3月份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温家宝总理会见了斯蒂格利茨，仅仅6个月后，温家宝赴纽约会见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时，斯蒂格利茨仍是座上嘉宾。

　　对于这样的中国贵宾，由会议主办方负责来回机票，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斯蒂格利茨婉拒了。如果不是与纪沫的这次闲聊，这个小秘密或许将永不为人知。

　　不安分的“雇员”

　　相对于这个鲜为人知、显得有点执拗的小习惯，斯蒂格利茨广为人知的是他的良知、勇敢和坦率。

　　斯蒂格利茨并不是一个会顺着主人意图说话的客人。2006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警告：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要防备利益集团的作用，要把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他还认为，在能源价格等领域，利益集团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

　　他也不是一个顺着本国政治家意图说话的学者。2008年3月，伊拉克战争五周年纪念日，斯蒂格利茨与哈佛大学的琳达·比尔梅斯合著的新书《耗资3万亿美元的战争》出版，该书揭露：“战争将耗费美国3万亿美元的巨资，另外还有3万亿美元的代价要由世界其他国家来埋单——这比战前布什政府的预期要高出许多。”他严厉地批评布什政府不仅在战争可能的代价问题上对世界进行了误导，而且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一直试图掩盖代价惨重的事实。

　　他更不是一个顺着“老板”的意图说话的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博士曾写过《斯蒂格利茨：失败的官员和成功的学者》一文，文中有两个故事，一个是讲他与大学“老板”的关系——他为人飘逸不群，很少在一所大学任职五年以上，而是像候鸟一样不停地在美、英的著名大学经济系中迁徙，令他工作过的大学经济系又爱又恨。据说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时，学校和他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居然包括这样的附加条款：在课堂上必须穿鞋子；必须开具自己已经租房的证明——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而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故意蹭公家的房间。

　　另一个故事是斯蒂格利茨与他最知名的“老板”——世界银行的冲突。1997年，斯蒂格利茨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很快，世界上相继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IMF与世界银行开出四剂“药方”，要斯蒂格利茨去推销——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以及自由贸易。

　　这些“药方”与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刚好相反。他认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市场运转有时会失灵，因而不是万能的。因此斯蒂格利茨一贯强烈地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认为这恰恰是全球化时代最危险的敌人。

　　耿直的学者

　　与“老板”的冲突意味着：要么妥协顺从，要么离开。

　　斯蒂格利茨选择了说“不”。

　　身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他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斯蒂格利茨称，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身为“华盛顿共识”机构之一——世行的重要一员，他的这一表态显然开罪了IMF和世界银行中的一部分人。很快，他被要求辞职。

　　作为一个学者的斯蒂格利茨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斯蒂格利茨是失败的。

　　离开世行后，斯蒂格利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开始教学和研究。

　　重归学者身份的斯蒂格利茨言辞更加犀利。他出版了著名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公开声讨IMF。他在书中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开性，要求改革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更为重要的是，他向权威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发出了道德挑战，指出了他们将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置于贫穷国家利益之上的错误行径，呼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向人性回归。其后，他又在《喧嚣的90年代》一书中进一步预警：如果国际经济金融界不作出改变，未来更大的危机很难避免——可谓一语成谶！

　　张明在接受CBN记者电话采访时，表达了对斯蒂格利茨的敬仰之心。他说，斯蒂格利茨虽然在政治斗争中“遍体鳞伤”，在书籍出版后又招来一片骂声，但是他“虽九死而不悔”。

　　这次，关于两张机票的故事，又给了中国人认识斯蒂格利茨的新角度。插图/苏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