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金融调整如何吸取日本的教训

　　■应对危机的国际经验（二）■袁长军

　　从１９５５年到石油危机之前，日本经济保持了接近１０％的年均增长率，即便是石油危机之后，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９１年间日本经济仍有平均４％以上的年增长。这一成绩较之当时乃至此前任何经济体的表现毫无逊色之处，日本的经济发展也由此成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均为之倾倒的“奇迹”。

　　惜乎“情深不寿，强极则辱”，上世纪９０年代以降日本经济似乎陷入绵绵无绝期的衰退和停滞之中。整个９０年代年均增长率仅为１％，１９９７年及１９９８年还连续出现负增长。价格只涨不跌的“土地神话”破灭，房地产价格在８０年代后期的大涨之后迅速下跌了７８％，根据一项估计，自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２年，日本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下降的数额相当于其国民财富的１１．３％，而９０年代上述两大市场的价值损失甚至可能超过了二战中国民财富的损失。

　　日本经济表现的“大逆转”必须得到解释：错究竟出在哪里？对于中国而言，探究其盛衰之谜更有特殊的意义：从发展现状看，中国当前的情况与日本遭遇泡沫经济之前所处的阶段相似，都经历了社会经济高速成长的上升期，并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货币升值、贸易顺差、结构转型等。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恶化了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如此严峻的条件下，中国越发应该镜鉴前车、避险趋安。

　　（一）日本金融经济调整时的教训

　　解释日本做错了什么，首先要看懂它曾经做对了什么。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发轫于传统工业特别是煤炭和钢铁产业的复兴，而传统工业的复苏首先是依靠美国援助下的国家动员及“倾斜生产”来实现的。所谓“倾斜生产”，即利用美军给予的重油等物质援助，同时通过中央银行的信贷为主要资金的复兴金融金库，并借助国家政权竭力压低工资标准，集中向煤炭、化肥、炼铁等重点工业部门提供生产所需的物力、财力和人力。

　　其中，复兴金融金库对重点工业部门的对口支持，上承３０年代日本政府鼓励成立银行财团来代替资本市场提供长期信贷（以及１９４４年引入的指定型银行体制）的政策，向下则演化出富有日本特色的主银行制度。按照这一制度，日本主要银行和多个客户企业按照各自的金融系列形成排他性的主银行关系，由主银行实施对企业的监督及治理权，同时承担解决企业财务困难的全部责任。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中期，主银行制度以关系型和长期贷款的形式将居民存款转化为产业资本，效果显著。

　　而压低工资标准的政府行为，最终演化为雇员不对企业提过分要求、同时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也不裁员的终身雇佣制以及相关的年功序列制等人力资源制度。

　　几十年的发展让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制造业产品上拥有高额的比重。比较几十年后多数称雄世界的日本企业与当初“倾斜生产”的重点企业，可以发现其共同的特点是均为“生产链条细密，产出的多为市场广泛接受的成熟产品，工艺精湛可靠，生产过程相对固定，风险可控，回报稳定，其利润主要得自空间上集约成本而致的规模收益”的传统企业。对传统企业而言，基于银行的金融系统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更适宜，原因在于：（１）传统企业生产各阶段的风险比较容易辨识，通过银行导向金融系统的跨期风险分散机制就能够将系统风险安排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从而将生产周期性波动释放的风险平滑掉；（２）银行能够主动动员资本促成关系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分工和生产，同时防止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所创造的短视的投资气氛；（３）与投资者联盟的银行在监督企业和减缓借款后的道德风险方面优于市场；（４）强势银行系统比市场更有效地强制企业偿还其债务，尤其是在合约执行能力弱的国家更是如此。

　　换言之，主银行制这一基于银行的金融体制与日本二战以来重点发展的传统企业在功能上相得益彰，这种契合让日本具备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以满足国内及国际市场。从数据上看，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７６年，日本经济增长了５５倍，不可谓不巨。研究者往往仅以“主银行制”、“终身雇佣制”等制度表象来解释日本的成功，未看到效率实际来自金融体制与企业的传统属性的契合，这样就难免陷入同时要以那些制度表象来解释日本９０年代之后的衰退和停滞的矛盾之境。

　　（二）日本经济金融是如何“失落”的

　　日本经济由策马狂奔到陷于衰退和停滞似乎也只在一念之间。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日经指数达到３８９５７日元的高位，到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即跌去４０％，降到２．２万日元左右，颓唐之势在其后９０年代所谓“失落的十年”中并无改观。

　　检讨日本何以“失落”的文献很多，归结起来这些文献提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政府的原因。包括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模式的局限，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失误和财政景气调节的局限，政府内部利益部门博弈、美国政府的遏制阴谋等。其二，企业和产业方面原因。包括企业管理与经营模式的僵化，公司治理模式的落后，房地产业泡沫等。其三，金融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包括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密切控制，金融监管不力，银行信息生产能力欠缺或没有及时实现结构转型等。各种原因之间常常相互牵扯，纠缠不清，难寻头绪。

　　鉴于经济衰退本身的复杂性，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可能同时存在。从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化看，经济体系改革错序导致的企业系统与金融系统的不匹配恐怕是一个被人忽视但却至关重要的原因。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企业的核心技术多为引进的可靠和成熟的技术。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５年，它支付的外汇总额不到６０亿美元就引进吸收了全球半个世纪开发的先进技术。据日本自己测算，这种做法使其节约了２／３的时间和９／１０的研究开发费用。但随着对美国赶超进程的加速，日本企业由外部获取技术的约束越来越强，面临由传统企业向新兴企业转型的压力。与传统企业相比，所谓新兴企业，其特征是“以投入新要素、开发新产品、创造新市场为主，成败的不确定性较大，一旦成功则回报颇高，其利润主要得自时间上领先同侪所得的创新收益”。

　　日本经济体系改革的问题出在改革的顺序上。直到２１世纪初期，日本的企业体系仍然以传统企业为主，但金融体系却首先发生了由银行主导向市场主导的变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对金融机构持有国债之管制的放松以及１９８３年日本金融制度调查会“渐进地实现利率自由化”的决定可以算作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肇端。１９８５年起，在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下，日本存款利率开始逐渐放开，短期金融市场上的创新也层出不穷，标志着日本金融系统大转型正式展开。１９８５年之后日本短期金融市场余额增长迅猛。同业拆借市场１９８５年年末不到２０万亿日元，到１９９０年年末增加到４１万亿日元；短期拆借市场也从５万亿日元左右增加至２４万亿日元。短期金融市场余额总规模由１９８５年年末的３４万亿日元，五年后增加至９０多万亿日元。

　　在国内放开金融市场的同时，日本对外也加速了放宽和废除外汇管制的步伐。１９８４年６月，日本政府撤消了对日元汇兑业务的管制。随后一年之中，又迅速采取了放松对欧洲日元交易的管制、允许外资银行参与日本信托业务等措施，从制度上为外资打开了肆意进出国内市场的大门。

　　一方面，日本国内金融市场重获新生；另一方面，其限制资本国际流动的防火墙也遽然洞开。但是，新的市场融资机制并没有启动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系统，并且在其与旧有的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之间，也没有架设必要的风险防火墙，以至旧的“金融—企业”系统中的产业资金更弦易辙，而本来处于银行管理之中的风险，亦转化为充斥于市场上而无足够创新型企业消化之的不确定性，加之外资的推波助澜，最终表现为股票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疯涨与暴跌。

　　（三）中国需要如何调整金融经济结构

　　鉴古知今，回顾日本式衰退在当下的意义，在于如何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来应付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危局。次贷危机背后是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所支撑的过度消费链条和以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利用模式支撑的传统生产链条。消费链条凭借货币霸权的无度扩张，带来生产链条的高度紧张，随之造成石油等化石能源价格的疯狂上涨，最终美国不得不以升息应对价格膨胀并由此刺破了次贷及相关市场上的泡沫。中国作为全球生产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受害于消费链条和货币霸权不可谓不惨烈，由此，更应当深切地体会到——有如上世纪８０年代末的日本一般——必须以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来一劳永逸地应对传统生产模式的危机。并且，区别于日本政府拖沓犹豫的态度，中国政府应当积极扮演“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角色，在产业升级上发挥坚定的推动作用。得益于多年为国际市场打工而获得的资本、管理、技术的积累，中国有条件亦理应办好此事。

　　围绕企业体系由传统企业向新兴企业升级，以及作为配套措施的金融体系由银行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型的大战略，未来十年间中国经济由危局转化而来的机会主要可能有：注重环保与可持续性的低碳经济及相关市场的发展，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深化和扩大，就业及社会保险的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企业在国内和国际营销渠道的扩展，垄断行业的市场化，高层次、大规模且面向东亚区域的国内消费市场，高级人才市场的发育，以及汉语在周边及世界风行而带来的“语言铸币税”。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