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不能忘记撒切尔主义

　　中国经济改革不能忘记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的经济政策对当时医治“英国病”、发展英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撒切尔政府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并不是要完全放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是要把国家的干预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是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趋势的一个根本性纠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一些弊端。

　　由于我们可以轻易地模仿发达国家，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能快速地发展经济，就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缺乏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优势”反成了“劣势”，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合理结构。

　　■应对危机的国际经验（三）■赵晓 吕彦博

　　三十年前，“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提出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这种思想随后风靡世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撒切尔主义。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世界各国纷纷陷入经济衰退不能自拔，于是质疑自由市场经济的呼声开始抬头。其中，人们对于撒切尔主义的反对就是一个例子。英国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撰文说，在撒切尔夫人离开唐宁街近二十年后，“英国经济再度深陷困境。撒切尔夫人反对的几乎所有事物——国有化、增税和凯恩斯经济学——再度流行。在英国，撒切尔时代的标志性政策和成就正被逐一粉碎。”撒切尔主义是否应该终结？对此，不屑、逃避或者盲从都非正途，我们要认真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原因和成效，用历史辨证的眼光来正视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政府，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都不同程度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主张政府管制和需求管理，通过增加支出和扩大财政赤字的手段来刺激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然而这种政策的实施往往会伴随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产生。20世纪70年代，保守党和工党政府采取了限制工资与物价增长的“收入政策”和“社会契约”，试图阻止物价的上涨，然而这一切都未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的发展。面对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传统的菲利浦斯通货膨胀与失业交替出现的理论受到质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进退两难、顾此失彼的困境：要延缓危机和减少失业就必须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这又会造成更严重的物价上涨；为缓和物价上涨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又将引起失业人数的大量增加。加强国家干预和重视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失灵，使得以货币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日益兴盛，而这正是后来的撒切尔主义得以形成的思想基础。

　　面对英国当时国内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增多等诸多的经济问题，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以冷酷和毫不客气的态度，对这个“欧洲病夫”开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药方，这些政策后来构成了所谓的“撒切尔主义”，主要包括：

　　第一，实行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紧缩公共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大幅度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撒切尔夫人坚决反对过去那种在国家干预之下靠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提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而采取了控制货币发行量、遏止通货膨胀、减少国家干预、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办法，来扭转英国经济衰退。

　　第二，改革国有企业，广泛推行私有化政策。她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大量出售给个人，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原属国家投资经营的禁区；同时把原属地方政府的公房大量出售给私人，使拥有私房的家庭数目显著增加。还取消物价管制委员会，缩小国家企业局的权力，废除了一百八十多项限制经济活动的规定，特别是废除了实施四十年之久的外汇管制条例，听任英镑汇率自由浮动，以此来更多地发挥市场和竞争的调节作用。

　　第三，限制工会权力，压制工会运动。对英国工会和罢工运动采取针锋相对的正面斗争策略，以取代过去政府所采取的协商、谈判和妥协的方针。撒切尔夫人用铁腕手段，成功抵制了工会组织利用其对劳动力的垄断势力向政府不断索取市价以外的补贴的企图。

　　第四，改革税制，降低税率，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扩大公共产品提供领域的市场经济成分。

　　撒切尔的经济政策对当时医治“英国病”、发展英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1983年到1988年间，英国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平均5％以下，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1988年英国财政出现了140亿英镑的盈余。经济增长率也显著提高，1983—1988年英国经济发展速度在西方国家中始终名列前茅，特别是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等都优于欧盟大陆国家和美日等主要工业化国家，显现出了少有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一度反复，经济增长率在1991年和1992年出现倒退，但到1993年就重新走出低谷。

　　撒切尔政府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并不是要完全放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是要把国家的干预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是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趋势的一个根本性纠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一些弊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英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方向。1997年，工党重新上台后，也不再坚持国有化的方针，而是以“撒切尔主义”为参照，对传统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彻底改造，提出“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声称要在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维持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间的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讲，撒切尔政府的改革帮助工党完成了单靠自身力量无法完成的变革。因此，有人甚至将布莱尔的政策主张称为“布莱切尔主义”（Blaicherism）。

　　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其间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起最重要作用的变革，是1978年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1992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的效率，充分地发挥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各类生产要素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增强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中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人民很好地发挥了“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习、模仿先进技术和经验，避免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创造了GDP连续快速增长的成就。但“后发劣势”的效应也开始逐渐凸显，由于我们可以轻易地模仿发达国家，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能快速地发展经济，就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缺乏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优势”反成了“劣势”。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合理结构：投资增长过快、企业产能过剩；居民储蓄率过高，消费需求不足；外贸依存度过高，国内经济抵抗国际经济冲击能力较差；居民资产性收入较劳动所得过低等问题。

　　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危机发生的时候也正是改革的最佳时机。面对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坚定改革的信心，更加坚定市场化的导向，打破垄断，让更多民营企业能够进入包括金融、电信、物流、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在内的第三产业，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挠，打破国有资本驱逐民间资本的局面，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平等对话，而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浪潮；更加坚定“小政府、大市场”的执政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稳定与扩大就业机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而不是政府越俎代庖，什么权利都要揽在自己的手中，无限制地管制经济。这些观点与撒切尔主义当中的强调市场竞争机制、弱化政府管制等主要观点是不矛盾的。

　　今天，我们继续坚持深化经济改革，我们选择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我们选择走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怀疑市场经济导向、应该忘记撒切尔主义。至少，不应该完全否定它。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