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盛夏：上证综指绝地反击(图)

◎徐洪才

　　“激荡十九年，亲历上证综指——听名家讲述上证综指的故事”系列之四

　　15年前的那个盛夏，实在让我难以忘怀。

　　1994年7月中旬的一天，素有“国门一号”之称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宿舍楼道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裁办公室来电，告知我的文章《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荣获“万国证券杯”有奖征文活动全国唯一的一等奖，奖金为税后两万元人民币。这一喜讯，着实让我全家欣喜若狂，也让位于首都机场路旁边、占地不足百亩的研究生院增添了一份喜气。当时，我在那里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喜从天降。

　　这次“万国证券杯”征文活动，正值上证综指经历从1993年2月16日的1558点向1994年7月29日325点一路狂跌的过程，累计跌幅高达79．13％。在此期间，上证综指在777点构筑了一道防线，多次下探至此点位附近都有30％以上的反弹。当时恰遇通货膨胀加剧，宏观调控收紧，股市扩容加速，市场总体趋势向下，因此反弹最终都无功而返。1994年2月22日，深交所宣布暂停新股上市。市场在做出短暂的积极反应后，很快就跌破了700点的整数关口，到达694点。

　　3月14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宣布“四不”政策，即55亿新股上半年不上市，当年不征股票转让所得税，公股和个人股年内不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等，大盘短线出现强劲反弹，当日上证综指涨9．90％，收报788点。但是积重难返，指数很快进入了更猛烈的下跌之中。4月20日，最低已到536点。5月份，基本上是横盘整理。6月和7月份，呈单边下跌之势。中小投资者亏损累累，经受了一场空前的磨难。

　　面对这一形势，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发起、并和中国证券报共同举办了这次有奖征文活动，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关心中国产权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出任主任评委。据说，有数千人投稿。我的获奖论文题目为《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建议通过“委托基金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国有资产，包含发展机构投资者和推动国有股流通，以及实行国有资产价值化管理的思想，这在当时确实是超前和大胆的。

　　为此，“万国”专门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也就是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签署《上海公报》的地方，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征文颁奖仪式和研讨会，并邀请国内外金融界的众多名流出席。我清楚地记得，和我乘坐同一班机赶赴上海的有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和中国证券报副总编辑施光耀先生。

　　1994年7月17日，征文颁奖仪式和学术研讨会如期举行。在会上，“万国”总裁管金生先生提出要“把万国证券打造成中国的美林、摩根斯坦利”和“建立两岸三地"三角资本市场"”的豪言壮语，现在依稀还萦绕在我的耳边。席间，管先生再三邀请我加盟“万国”，并希望由我主持研究所的工作，我婉言谢绝了他的盛情邀请，我想等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再来不迟。管先生告诉我，“万国”的大门始终是向你打开的。可是半年以后，出现了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事件，管先生因此被判刑16年，随之“万国”与“申银”合并、成了“申银万国”。

　　1996年，我博士毕业后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从事金融立法与监管工作。到了1998年，我“下海”到了广发证券公司，被公司董事长陈云贤博士派往上海工作。在上海期间，我经历了1999年的“5·19行情”，并于2001年5月（6月份，上证综指达到2245点历史高位后，一路走熊，到2005年6月6日到达新的历史低点998点）回到了北京中关村，从事风险投资。但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是“一根藤子上的两个蚂蚱”，由于资本市场低迷，加之深圳创业板押后，风险投资的日子自然不好过。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爆发，促使我回到了大学课堂，从事证券期货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世事难料。就在“万国证券杯”征文颁奖仪式举办后不久，中国证券市场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94年7月28日，上证综指低开低走，收在339点，跌8．43％。在连续长时间下跌后的再次暴跌，杀伤力极大。中小投资者仓皇而逃，市况惨不忍睹。7月29日，指数最低探至325．89点，收盘于333．92点，成交4．82亿。7月30日，星期六，政府出台救市政策。人民日报发表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三大政策”，即1994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扩大入市资金范围。其中第三条的具体含义：一是发展投资基金，培育机构投资者；二是试办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逐步吸引外国基金投入国内Ａ股市场；三是有选择地对资信和管理好的证券机构进行融资。“三大政策”出台后，立刻引发了上证综指的绝地反击。

　　8月1日，上证综指从前收盘333点，以394点跳空高开，当日收445点，大涨33．46％。当日最低377点至333点的缺口，成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回补的历史缺口。8月3日，上证综指飙升20．89％；8月5日，暴涨21．37％；8月10日，涨幅19．01％，成交量放大至100亿以上，和7月份的每天4、5亿相比，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大政策”出台后一个月，股指重返1000点之上。10月5日，国务院证券委决定自1995年起取消“Ｔ＋0”，实行“Ｔ＋1”交易制度，当天上证综指跌10．71％，宣告了这一轮超级井喷行情结束，其后指数渐趋平静，而国债期货市场则风起云涌、险象环生。

　　往事如烟。回想自己从事资本市场研究和操作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90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参加的“证券投资研究会”。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1994年“万国证券杯”的征文获奖。此后，我深知这辈子恐怕再也难以与资本市场分开了。轰轰烈烈的资本市场实践，促使我不断学习新的金融知识，并思考实践中的棘手问题。受到那次征文获奖的激励，在1994和1995年，我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大型投资基金工具书：《投资基金运作全书》（1996，中国金融出版社）；令我自豪的是，当时世界著名基金经理——美国邓普顿新兴市场基金总裁Ｍｏｂｕｉｓ博士，邀请我赴美出席投资基金国际研讨会、做专题学术演讲，会间他亲口告诉我，“这也是全球第一本”。2009年，我的呕心沥血之作——《大国金融方略》出版。其中，《投资基金运作全书》和《投资银行学》都请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教授作序，这应归于当年“万国证券杯”征文活动结下的缘分。

　　回首15年前的盛夏，真的令人不能忘怀了。

　　—企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