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多，市场更多！

　　垃圾围城。中国垃圾增速堪与GDP比肩。巨量的垃圾背后，巨量的市场也慢慢出现。试图用新产品打开这个市场的企业们，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文｜CBN 实习记者 杨轩

　　CBN 记者 刘长江

　　插图｜陈杨

　　清晨6点，张大具已经骑着三轮垃圾车上路。

　　但这显然物有所值—一车垃圾有七百多斤，之前靠脚蹬腿骑时，路途中任何微小的坡度，都会成为他过不去的障碍，在小区和垃圾站之间来回折腾一趟，差不多得花一个半小时，下午三四点才能下班。现在则只用40分钟，他可以在中午12点前收工，下午再干另一份活计，挣些外快。

　　可惜，这样的日子恐怕往后难以为继。消费增长，加上消费品的包装日渐繁复，垃圾量正以每年8％到10％的速度增长，增速与GDP比肩。只消四五年，垃圾量就将是现在的1.5倍。就算张大具更加频繁地往来于小区和垃圾站之间，这也将挤占垃圾车里宝贵的空间，以及他宝贵的兼职时间。

　　现在，每天有1.84万吨生活垃圾等待被运出北京市内，一年堆积下来，体积比景山还大一圈；在上海，这个数字是1.9万吨；在广州，也有9776吨。

　　伴随巨量的垃圾而来的，是巨量的机会。无论是在垃圾产生的源头，比如厨房或是张大具的垃圾车中，还是垃圾最后栖身的处理厂里，都有公司看到了新的市场，并投身其中。但空间广阔不等于能马上做大生意，只有那些能解客户燃眉之急的产品，才能在这个市场中打开局面。

　　在初入中国市场时，恩华特（Envac）公司是满怀信心的。

　　“中国的垃圾增长速度、城市化速度太快了，肩挑手提的老办法肯定应付不过来。”恩华特公司的销售经理甄昊说，“而垃圾自动收集系统非常高效，前景看好。”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套下水道和巨大吸尘器的结合体。”甄昊常打这个比方，来介绍这套来自瑞典的新玩意。在这套系统中，“垃圾桶”们与专门的地下水平管道相连。把垃圾扔进去后，抽风机发动，管道中“刮”起每秒18米到25米的大风，空气夹裹着垃圾，以地铁速度奔向中央收集站—这显然是三轮垃圾车们望尘莫及的速度。

　　居民们能体会到的好处则是干净。由于全程都在封闭的管道中进行，再也不会臭味四散、脏水横溢、蚊虫滋生—这显然比敞开大口，不停散发臭味的传统垃圾桶要好得多。

　　如果像恩华特希望的那样—垃圾自动收集系统能成为水管、电路一样的必备基础设施—中国将是个大得超乎想象的市场。更何况，作为垃圾自动收集系统的发明者，以及占全球九成份额的供应商，恩华特在中国全无敌手。

　　食物垃圾处理器厂商也瞄上了这个市场。在解决垃圾脏臭、清洁工工作量大的问题上，食品垃圾处理器能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垃圾发臭的根源，是腐败的瓜果皮核、残羹剩饭。但如果在厨房水槽下安装食物垃圾处理器，只要打开开关，剩饭剩菜等食物残渣在1到2分钟内就能被打碎，即便是坚硬的鱼刺，也可以在5到10分钟内被解决掉。仅需3到4升水的冲刷，这些糊状物就可以流入下水管道。

　　在欧美市场，食品垃圾处理器已经成为一种必备的家用电器，50%以上的家庭都会安装。如果人口众多的中国市场也能如此，食品垃圾处理器厂商们简直可以点钱点到手抽筋。但理想与现实总是相距太远，要说服家庭为此买单，太难了。

　　在家居建材购物中心居然之家的北四环店里，即使销售人员一遍又一遍地介绍这个产品的好处，比如用普通型号的垃圾处理器，一般家庭一天的电费才5分钱；几块钱买一吨水，至少能冲一个月。虽然说得口干舌燥，但是他们依然无法让垃圾处理器像其他厨房电器一样受到欢迎。

　　“零售市场太难做了。”方庆如是感叹。他曾任国内一家食品处理器生产厂家—北京九次方公司的销售经理，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从事该产品的推广。

　　“中国的食品垃圾里有大量的骨头，而在中国出售的产品，大多都按国外的标准生产，大骨头根本打不碎。”方庆说，更糟糕的是，食品垃圾处理器要卡在厨房水槽下面，约3公斤重的处理器高速旋转起来，会对水槽产生巨大压力，而中国家庭的水槽大多不符合标准，长期使用会损坏水槽。此外，中国小区的下水管道宽度也不够，容易堵塞。即使产品卖出去，也会面临大量售后问题。就因为这些，方庆最终选择了转行。

　　这也是大多数食品垃圾处理器生产厂商面临的问题。

　　爱适易（InSinkErator）是艾默生旗下的子公司，作为食物垃圾处理器的发明者和占世界八成份额的制造商，它早在1997年就已经进入中国。但艾默生专业工具及储存技术业务亚太区总裁雷壬鲲说，直到现在，零售依然不是他们的主要渠道。

　　艾默生的办法是，通过与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整体厨房生产商、代理商合作，切入市场。因为，一旦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决定与爱适易合作，就意味着，其楼盘所有的精装房子都会使用艾默生的产品。对开发商来说，厨房垃圾处理器则提升了楼盘在环保上的附加值，增加了卖点。

　　“说服一个开发商，显然比说服2000个家庭要容易得多。”雷壬鲲说。

　　通过这种合作，遍及北京、上海、厦门、青岛等几十个城市的数百家楼盘，都采用了爱适易食物垃圾处理器。由于这些楼盘精装修的房子使用整体厨房，艾默生和后者又有合作，食物垃圾处理器和水槽不匹配的问题自然不会发生。另外，高档楼盘的开发商在地下管道方面也做了相应调整。

　　恩华特与艾默生的策略如出一辙：不在“小”客户上费大周章。它们更愿意集中力量，去争取为数众多、且开发面积广的地产开发商。

　　开发商那儿似乎前景大好。由于少有人愿意为了装这套系统，将老建筑开膛破肚，恩华特的生意机会几乎都集中在新建的建筑。中国正在大兴土木，每年约有700万套新住宅拔地而起，而在瑞典，这个数字只有2万。

　　高涨的房价，也迅速摊大了恩华特的潜力市场。据其测算，当这套系统的使用者最多、最密集时，每平米的成本可以降至100元。在房价过万的一线城市，掏出100块钱，对开发商们应该并非难事。

　　但进展并不尽如人意。自2003年恩华特在上海开设办事处以来，虽然上海恩华特每年接触的地产项目“数量肯定过百”，但只签下了两个住宅项目。北京恩华特签下的项目数为三个。

　　它们遇上了一个状如散沙，但又异常强大的对手—薪水便宜的清洁工们。

　　吴文珍是恩华特不计其数的对手中的一员。作为北京世纪城小区的保洁员，她的工作是清扫一栋有152户居民的20层塔楼，包括每天早上、下午收两次垃圾。这能保持垃圾桶始终处在“半满”的状态。在老家干惯农活的吴文珍说，她的工作状态是“慢悠悠儿”的—即使未来垃圾会更多一些，她也依然有足够的清理时间。

　　吴文珍月薪不到1000块。楼里每户每月分摊不到7块钱，就可以清除垃圾可能造成的所有不快。但如果用恩华特系统，除了要为它的电费、维护费买单外，即便开发商只转嫁最低的成本价，平均每户也要一次性拿出1.5万。

　　即便是在人手紧张的小区，多雇几名清洁工，为他们配上三轮垃圾车、簸箕和笤帚，这些成本和恩华特系统比起来，“那都不算钱。”按北京恩华特甄昊的说法，“我们的项目没有百万（元）的概念，几乎都是千万以上的。”

　　“多数开发商一听完介绍，直接就会拒绝说：太贵了。” 销售经理王倩说。她已经为上海恩华特工作了5年。

　　作为一种让人惊叹的新技术，只有那些开发预算多，想提升楼盘“高档”味道和售价的地产项目，才肯一试垃圾自动收集系统。

　　恩华特在中国签下的第一个项目—泰晤士小镇，就是上海松江区政府为提升该区域整体价值的“血本之作”：号称“拷贝英伦风情”，房子多为联排别墅，美术馆、电影院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健身馆甚至是特奥会的会场。据路透社报道，其开发费用约为人民币50亿元。

　　恩华特拿下的另两个住宅小区，绍兴的白鹭金滩和海南的半山半岛，都是别墅混合高层公寓的高档项目。白鹭金滩有林有水，均价过1万，半山半岛则背山面海，仅公寓楼就每平米过2万。

　　但是，有任何风吹草动，项目都可能立即落马。王倩手头飞掉的好些只“熟鸭子”，都是因为开发商要付的拆迁费超过预算，所以砍了恩华特的费用。金融海啸、楼市低迷后，很多原本2008年还打得火热，经常要跟开发商、专家碰头开会的项目，也都放缓了脚步。

　　“告吹的原因五花八门，”王倩说，“市场还在培育期，也很正常。”

　　那些想提升城市环保形象，几乎不受经济波动影响，而且项目规模更大的政府们，显然是更好的推销对象。

　　得益于2010年广州亚运会，广州恩华特签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项目：广州金沙洲生态新城。该项目占地9.3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半北京大学，将有16万人在此生活。建成后，它将成为恩华特在亚洲最大的项目。广州市政府曾向媒体透露，将为金沙洲的垃圾自动收集系统陆续投资3亿元。这使得广州恩华特的销售收入数倍于北京、上海两地。

　　除了为广州恩华特带来不菲的收入外，它还成了最具说服力的活广告。一家山西大同的开发商参观过金沙洲以后，一声不吭，就在大同的报纸上打出广告，声称要安装这套系统。广州恩华特的总经理刘怀宇透露，广州未来的几个大项目，比如亚运村、珠江新城，都可能有恩华特的参与。他对未来预期积极，希望在2016年时广州的销售额能达到10亿。

　　在北京、上海也同样，拿下政府大项目才是王道。2009年初，恩华特请来刘昌兴担任中国区业务拓展总监。刘昌兴曾在政府部门工作了16年，与很多相关部门领导都是老同事。

　　从2008年初开始，恩华特就开始为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忙碌，在论证和答辩的几个月里，北京、上海两家公司几乎全员持续加班。今年4月22日，工程终于中标，在一片面积为7.8平方公里的区域中，将安装恩华特系统。

　　机会似乎还有很多。中国数十个一二线城市都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口号，恩华特希望，能在其中发掘出更多类似的大项目。

　　与政府合作，也曾推动了艾默生的业务，使食品垃圾处理器以更大的规模批量售出。在美国的密尔沃基市，艾默生就曾和该市管道局、污水处理厂合作，说服了110万人使用食物垃圾处理器，被粉碎的家庭食物垃圾通过管道，进入污水处理厂，保证了沼气发电材料的来源，仅2007年，该市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沼气，就为当地节约了190万美元的能源成本。

　　虽然艾默生在中国还没有此类项目，但一家食品垃圾处理器厂商已经联手做污水沼气发酵处理的普拉克（PURAC）公司，向唐山曹妃甸生态城推荐“食品垃圾粉碎+厌氧发酵”的处理方式。

　　同样跟垃圾打交道，普拉克的生意却比恩华特和艾默生要好做太多。

　　“很多客户都是自己找上门的，而且一旦跟我们搭上线，就抓住我们不放了。”普拉克的高级市政销售经理王利国说。想建垃圾发酵处理厂的客户们，会每月主动联系普拉克一两次，要求这家沼气发酵设备的系统集成商，在设计、技术方面给予协助。

　　普拉克在中国签下第一个生活垃圾处理项目青岛胶南处理厂仅用了两个月。这在大型建设项目中是很罕见的—恩华特签下泰晤士小镇用时一年，其瑞典总部就觉得进展已经很快了。

　　普拉克生意兴隆的背后，是“垃圾围城”的严酷现实。全国六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城市中，1/3已被垃圾“包围”。垃圾已经侵占了5亿平方米土地，相当于北京三环内面积的3倍。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曾向媒体表示：估计四五年后，（这些垃圾）就将无处可埋。

　　垃圾发酵成了市政府们不多的选择之一。当生活垃圾经过最初的分拣，被切碎成拇指大小，进入厌氧发酵罐后，细菌们分解有机物、产生沼气，剩余的残渣在脱水后被填埋—此时，厨余、果皮等可降解有机垃圾的体积能缩小六到七成。

　　一头是为数众多、火烧眉毛的用户，一头是数量稀少的供应商—据恩华特与业内专家所知，中国的垃圾发酵设备集成商数量不超过5家—这个行业简直遍地黄金。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正式投入运营的垃圾发酵项目，而且垃圾发酵设备价格高昂，一般会占垃圾综合处理厂建设成本的2/3，但“花几亿建个垃圾处理厂，对发达城市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王利国说。

　　以水处理起家的普拉克，已经把垃圾发酵作为新的业务重心。赵英杰唯一的担心，是垃圾原料出问题。垃圾厌氧发酵，可降解有机物含量要求要在六七成以上，而中国的城市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的比例通常只有近一半。如果不分类，很可能收来的垃圾中有机物比例太低，产生不了足够的沼气—而沼气能用来发电、作燃料、拿清洁能源补贴，还能卖“碳减排”指标挣钱。“每吨垃圾要产生多少沼气，我们可是跟客户签了合同的。”赵英杰说。

　　这也是所有垃圾发酵厂最担心的。“垃圾发酵的技术已经很成熟，就担心分拣有机垃圾这里出问题。” 郭祥信说。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环卫中心的负责人，他曾参与了北京董村生活餐厨垃圾处理厂的设计。“董村是个试点，如果运行不好，垃圾发酵处理怕是推广不开。”

　　“分类是有效处理垃圾的大前提。”郭祥信说。直接填埋含有大量厨余垃圾的混合垃圾，会污染地下水，产生有害气体；直接焚烧，会使炉温不稳定而产生二恶英。当然，也可以在后期进行分选，但每精分选一吨的费用高达几十元，而且效果远不如在源头着手。

　　坐等垃圾源头分类从梦想变为现实，显然不是好商人该做的。这也是普拉克愿意与食品垃圾处理器公司联手的原因。因为经食品垃圾处理器粉碎过的厨房垃圾，不仅全是有机物，而且呈泥状，可以省去垃圾分选机、粉碎机的上千万初期投资。

　　如果看到甜头，政府客户们也愿意倾力配合。普拉克与重庆市签订的项目，将专门处理餐厨垃圾，重庆市已经为此公布了《重庆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以保证能征收到餐馆的餐厨垃圾。在海口项目中，海口市政府保证，将把一个蔬果批发市场每天遗留的15吨烂蔬果和两个养猪场12万头猪每天的猪粪，统统免费提供给垃圾发酵厂。发酵产生的沼气经过提纯，将作为车用燃料，由海口市的公交系统收购。

　　“要按我说，我们公司应该招很多很多人，未来把这栋楼都包下来。”王利国坐在北京中粮广场下的星巴克里，张开双手划了个大圈，满脸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