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韩国政府公布了《汽车产业振兴方案》,这是继一系列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针对支柱产业的直接扶持计划,也表明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韩国的实体部门。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金融领域和实体部门先后出现波动。
虽然标准普尔和穆迪等公司维持了韩国2009年上半期的主权信用评级,但有些国际评级机构还是将韩国的信用前景从之前的“稳定”降为“负面”,如英国惠誉公司和日本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格付研究所。
金融市场动荡
一般来说,导致一国股市涨跌的因素更多的应该是国内实体经济的表现,取决于投资者对个股未来收益和总体宏观经济前景的预期,但是韩国属于高度外向型的经济,股价的变动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韩国的外向型不仅指高贸易依存度,也包括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就逐步开始放松监管,开放国内金融市场,这种开放在1996年韩国申请加入OECD时达到高潮。结果,加入OECD还未满周年,韩国就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在东亚地区的连锁效应,陷入危机。在危机之后,韩国政府继续加快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步伐。到2004年,韩国证券市场的外国投资者就占到40%以上,包括三星电子等韩国股市的主力公司都是由外国人控股。在经济指数波动和外部环境遇到危机时,外资从韩国股市的抽逃就会对股指造成显著冲击。而对于外向型国家来说,股价与汇价本来就无法逃脱联动关系,如果像韩国这样外资可以自由进出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汇率对股价的影响力往往小于股价对汇率的效应,也就是说如同韩国经济指标所显示的那样,是股价下跌,外资抽逃,韩元贬值。此时,一国股市的变动会与本国经济实际表现脱节,而主要看外国投资人的选择了。2008年韩国资本项目逆差达到509.33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高值。
韩元汇率还受到美元价值的拖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都会高频钉住美元。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虽然韩国也逐渐采取了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方式,减少对美元的钉住,但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还是让韩国不得不主要钉住美元,出现韩元与美元的同步问题。
韩国经济“三明治”论
韩国汇市与股市等金融领域的波动虽然更多的是受到外资进出、美元变动的影响,也有对新当选的领导人执政能力等非经济因素的担忧,但更与韩国实体部门的表现有关。韩国2008年第四季度的GDP增长率同比下降20.8%,这其中有出口下降的因素,也有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上升所导致的内需不振。
韩国2008年贸易数值不如人意,石油等资源进口品的价格上涨以及出口市场的萎缩,从支出和收入两方面对经常项目产生不利影响。从2007年第一季度开始,韩国经常项目开始出现单月赤字现象,但2007年全年还是顺差。但到2008年,1月份就出现28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而此后多数月份为赤字,最终全年累计赤字达到64.06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的原因在于出国旅游所带来的服务贸易赤字、出口量的减少以及原料进口价格的上涨等。
三星前总裁李健熙曾提出“三明治”论,认为韩国经济夹在技术领先的日本以及具有劳动成本优势的中国之间,一方面无法缩小与日本的技术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的追赶也逐渐加速,韩国也就逐渐丧失了竞争优势。这种从技术方面解释韩国发展困境的观点也体现在韩国对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数量变动中。韩国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扮演贸易中间人角色,从日本进口技术和原材料,加工后出口到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和投资关系越来越紧密,韩国有被边缘化的趋势。韩国在受到市场缩小的压力后,也试图通过与美国签订FTA协定的方式扩大传统出口市场份额。但是,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韩对美出口从2008年开始就没有太大起色,2008年11月到2009年2月更是连续四个月低于前一年水平,就连韩元贬值也似乎未对出口产生积极影响。韩国财政部对2009年的出口预测是3545亿美元,比2008年还要低16%。
在外需减少的情况下,内需也没有能够提振经济,国内价格上涨和失业人数增加都对需求产生冲击。从2008年6月开始,韩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就连续四个月超过5%,到2009年3月,CPI的上涨幅度有所回落,但食品价格涨幅超过两位数,家居品上涨幅度仍然达到6.4%,现在的综合物价水平仍然高于韩国银行的政策目标3.0%近一个百分点。结果,家庭消费增长率由2007年的5.1%降至2008年的0.9%,2009年有可能为负增长。生产者物价指数则是从2008年6月-10月都超过两位数,到2009年3月,农产业和矿产品部门的PPI指数仍然分别是14.7%和12.5%。
韩国大企业虽然还未出现裁员风潮,但一些中小企业的倒闭却导致了失业人口的增加。2008年失业率的最高点在2月,为3.5%。进入2009年,韩国失业率月月攀升。根据统计厅“雇佣动向”报告的数据,2009年3月韩国的就业人数为2311万人,同比减少19.5万人,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
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在2009年4月针对600家大企业做了一项调查,发现有26.2%的企业面临“资金周转困难”,而根据三星证券公司的估计,国内500强企业2009年第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将同比减少56.1%,比2008年第四季度减少34.6%。
区域经济合作政策
针对一系列经济指标的波动,韩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消除危机影响的措施,涵盖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等各个方面。
由于韩国采取钉住美元等主要货币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也基本需要与这些国家步调一致。在主要国家调低利率之后,韩国也在2008年10月9日开始降息,之后连续5次降低利率,现在基准利率只有2%,实际利率为负。
与其他国家一样,为了克服危机对韩国实体经济的影响,韩国政府也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2008年11月,韩国政府更改了2009年财政预算,通过减税、增加地方基础设施等方式投入总额15万亿韩元(118亿美元)的资金。12月,韩国又推出韩国版“新政”,以改善基础实施为中心,追加14万亿韩元的投资。2009年1月,韩国政府再接再厉,又公布“绿色新政”(GreenNewDeal),强调亲环境的基础设施开发,将在四年内投入总额为51万亿韩元(368亿美元)的投资。韩国政府希望通过修改和追加预算的方式创造28万个工作岗位,力求将就业者人数转为正增长。
针对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韩国政府重又操起产业政策工具,将对国内的汽车、造船、化学和钢铁等十个支柱产业动刀,实施结构调整方案。2009年4月,《汽车产业振兴方案》出台,包括低污染绿色增长、报废车辆处理减税、新车销售补贴、提高零配件产业竞争力。
增加R&D投入等具体措施,确立“地域保证基金”、“零部件企业M&A基金”、“绿色网络”和“R&D融资计划”等。此外,韩国政府还将扶持包括一家汽车企业在内的3-4家国内大企业,重点保护,鼓励其他大企业自主进行结构调整。这样,除了现代起亚公司以外,通用大宇、雷诺三星、双龙汽车则有可能被排除在政府危机产业政策之外,自行发展。
可以看出,韩国政府延续了1929年大危机时期的基础设施投资思路,与其他国家政府一样不遗余力支持本国产业,扩大内需,但又与以往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体制(Contest-basedCompetition)来选择扶持企业,只支持市场竞争的胜者。
与1929年的大危机不同,当今世界的政府会更重视国际合作。韩国政府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只受到传染效应而没有享受到地区增长效益的教训,通过加强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来与伙伴国共渡难关。在韩元面临贬值压力时,韩国先后与日本和中国签订新的货币互换协议,并与区外的美国签订协议,通过增加这种软储备来提升投资者对韩元的信心。事实证明,这些协议以及在清迈倡议下已有的货币互换协议,确实对抑制韩元贬值起到积极作用。不仅如此,韩国还积极谋求与日、中展开FTA协商,通过金融与贸易合作加强现存的投资关系,减少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实体经济的冲击。韩国的选择不仅仅限于亚洲区内,先后与美国和欧盟进行的FTA谈判就表现出这样的意图。
韩国政府对抗危机的努力还应得到国民的支持,但是这次,韩国国民还是延续了对政府所抱持的不信任态度,对政府挽救危机的能力表示怀疑。2009年4月,在韩国盖勒普公司公布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中,韩国民众对政府克服经济危机能力评分只有3.9,远远低于调查的平均值4.8分,在25个国家中排第22名。但是,正如亚洲金融危机等以往诸次危机一样,韩国民众一如既往地对克服危机充满信心,但是并非通过政府,也许是通过民间的力量。(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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