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蔡方华

　　传说已久的手机实名制最近又有了新动静。据广州某报报道，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在答复政协提案时透露，工业和信息化部已会同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等有关部门联合制定手机实名登记制度的法律规范，正等待国务院审批。

　　我国的手机普及程度很高，与此同时，围绕手机所产生的各种负面现象也很严重，垃圾短信泛滥几乎成为一个顽症，以手机为工具的诈骗犯罪也是屡打不绝。不少人都吃过陌生手机号码的苦头，“响一声就挂”、“猜猜我是谁”等犯罪手法已经让普通人很难防范，由犯罪分子“发明”出来的新伎俩更是让公众苦不堪言。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将不再是简单的通信工具，而将成为公众信息数据交换的重要载体，如果不能及早把手机犯罪控制住，就很难保证公众的数据安全。从国外的经验看，实行手机实名制对创造一个绿色的通信环境确实大有好处。而来自我们身边的调查也显示，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手机实名制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行手机实名制就没有阻力。除了运营商的不合作和其他技术原因之外，公众对个人隐私的担忧，可能是最主要的反对因素。

　　垃圾短信之所以泛滥成灾，手机诈骗之所以能够“准确命中”，除了缺乏必要的约束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民个人隐私遭到泄露。在一些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不但了解异地某个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甚至知道对方的工作单位、住址和账户信息。犯罪分子像保险机构一样消息灵通，这只能意味着，公众的个人隐私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在地下渠道彼此交换或销售。在相关法规付诸阙如的情况下，公民隐私的泄露途径几乎是无从查证的。任何一个曾经登记了个人信息的机构，都可能是潜在的信息出卖者。这样的现实，几乎让公众患上了隐私暴露恐惧症。

　　在公民隐私无法得到有力保护，出卖个人信息又很少受到法律惩处的情况下，如果全面实行手机实名制，很可能导致严重的“裸晒”局面，每个拥有手机的人从此将被不安全感所困扰。手机实名制所获取的大量信息一旦泄露，就很难不被犯罪分子所利用。那样的前景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所以，倘若要实行手机实名制，不仅要解决一些技术性难题，首当其冲的是要构筑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这不仅是指实名制本身要由法律来维护，还意味着必须先期出台一部严格的公民隐私法规作为保障。只有在公民隐私法的保护之下，运营商和其他商业机构才不敢将用户信息私下转让或出售；也只有在人们免除“裸晒”的恐惧之后，手机实名制才能得到广泛的拥护。

　　在基本法律环境尚不具备，用户数据库可能遭到不法使用的时候，手机实名制恐怕只能以利益引导的方式尝试推行。作为手机实名制的“起手势”，工信部不妨倡议各大运营商逐步减少预付费用户的数量，给予后付费用户更多的优惠。从各方面的环境条件看，手机实名制还需要一个更长的酝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