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和商业社会地位的变迁，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经济的发达。 最近国学热蔓延到商界，很多企业家在积累完原始资本后，开始注重提高自身的修养，并且随着国力的昌盛，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复苏。

　　随着北京众多国学班的开班，“国学热”开始浮出水面。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强国”和“求富”企业，以及稍后秉持“实业救国”理念的民族资本发展，是商人和商业社会地位提升的开端。改革开放近30年来，创富则成了多数国人最为认可的人生追求。对于当前商界人士热衷于国学，我们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分析国学热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管理学很重要，向西方学习有必要，但不能完全走西化道路，应该不断创新；社会的需求以及利益驱动。

　　苏东水作为复旦首席教授，是世界管理协会联盟中国委员会主席，也是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上世纪80年代初，苏开始探讨东方管理学。所谓东方管理学，包括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和华商管理三大部分：中国管理又包含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其古代部分即是现今国学与商道中宣讲的《易经》阴阳、道家无为、儒家仁爱、佛家慈善、兵家用人、法家崇法等学说。

　　“由于战争、动乱和政治运动等原因，国学中断了近百年。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西学影响，无论教育体制，还是话语方式，都呈现相当的‘西化’特征。而考察国学（历代主要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兴衰更替的曲线规律，乱世时国学往往遭贬斥，而从文景之治到康乾盛世，凡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皆国学繁荣时候，其统治地位都很稳固。”

　　国学研究者梁枢分析：“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有了一定累积，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有了很大恢复，人们自然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根。”

　　苏东水也指出，“以德为先”一直是中国文化最为鲜明的表达，是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能历经各种风云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宗教是欧美社会最重要的整合机制和文化核心，那么，道德伦理在中国社会传统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

　　“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累积的原因非常复杂，最主要的一条是没有实现社会、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齐头并进；没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人身心之间的和谐。”

　　目前，中国的一流企业已经开始跨出国门，迈出国际化战略的关键一步；而张瑞敏、柳传志、鲁冠球、尹明善、任正非等第一代一流企业家年事渐高。选育合格的接班人并不容易，留下独具创业者个性风采的企业文化和制度，无疑将在最大可能上延续他们的既有辉煌。

　　另外，企业高管们风光和高收入的背后也隐含着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他们迫切需要寻找精神的慰藉与出口，实际上，老板归属感的最核心是安全感。生存环境巨大的不确定性给老板产权遭受外来侵害创造了诸多的可能性，而对此，老板恰恰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孔子劝慰他要有敬畏之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许能让他平静下来，进行反思。因为敬畏之心已经是一种人生哲学，超越了是是非非，况且如果心存敬畏，则行为收敛,也是一种最好的生存之道。

　　怎样进行“礼乐教化”，怎样用“仁义礼智信”去熏陶或者衡量职业经理人和员工，几千年国学沉淀下来的东西里面，是有不少精华的。按照“台湾第一富婆”、王永庆之女王雪红的经验，“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王信仰的基督教讲究“感恩”，主张利他，但企业的本质是利己。王雪红曾经说过，“我自己在信仰方面跟企业经营是一致的。我的信仰教导我要很正直，我觉得这对做一个企业是最重要的：怎么正直地对待下属、对待厂商、对待社会。另外就是要很积极，勤劳者才有饭吃。再就是回馈。”

　　而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讲究感恩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孝是对父母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敬爱，这是“仁”的根本。孔子说的这种敬爱虽然范围比较窄，但也是感恩的一种，可以延伸到朋友、同事。所以，国学老师可能给老板们提一个建议“老板自己首先要修炼一颗感恩的心”。老板有感恩之心，员工才有安全感；员工有安全感，老板才有安全感。推而广之，企业对社会怀有感恩之心，自己也会更安全。 这样，“道”和“术”的多次激荡和转换都是中国老板所追求的“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