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和花旗的凋落，并不意味着美国将迎来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的多米诺骨牌般倒塌。在逆境中，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调整能力。领先科技、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将使美国有望占据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

　　章玉贵

　　3年前，没有人想到在道琼斯工业指数成分股里呆了83年的通用会被踢出成分股行列。如今，通用的破产申请被广泛视为美国经典制造企业辉煌历史的终结；而花旗被道琼斯的抛弃，既是市场对其商业模式的唾弃，也预示着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伤害正在加深。也许，对美国的竞争对手来说，现在正是超越美国经济，重绘世界经济版图的难得时机。而单从数据来看，金融危机正在加速调整全球财富版图。以平均汇率计算，“金砖四国”去年的GDP总额已达8.881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181%，美国的62%，德法英意四国的74%。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将至少萎缩3%以上。未来一段时期，财富加速流向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几乎不可避免。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日前发布报告称，美国、加拿大与欧洲合计占今年全球经济的比例将首次跌破50%，降到49.4%，远低于它们在1995到2004年之间所占的60%到64%的比重。

　　但是，如果把通用和花旗两大经典企业的凋落，视作美国正在失去经济竞争力，或者说预示着美国将迎来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的多米诺骨牌般倒塌，未免过于看淡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也低估了美国经济在逆境中的调整能力。谁也不应忽视：美国蒸发的只是以美元计的金融资产价值。美国仍然拥有举世无匹的科学技术和相当稳健的社会制度。以埃克森美孚、沃尔玛、通用电气、英特尔、微软、Google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仍然是业界寂寞高手；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等似乎正在卷土重来。世人更应看到：美国汽车业断臂求生，某种意义上可能正是新产业革命到来之前的阵痛。20年前，咄咄逼人的日本曾在汽车、电子等一系列领域把美国逼得喘不过气来。但是美国并没有在日本当时业已形成的优势领域里与其展开竞争，而是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为引领，发动了一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革命，极大地推进了美国工业制造部门、服务部门和流通部门的发展。1990年到1998年的8年间，美国GDP增长了26.7%。其间，电子和电力装备产业产值增加了224%，机械工业增加了107%，商业服务、通讯、流通和交通产业产值的增幅均在40%以上。“新经济”革命在将美国从当时的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同时，也把日本经济间接送入了“失落的十年”。

　　可以这样说，谁要是忽视了美国的经济调整能力以及依然存在的竞争优势，谁就有可能失去既有的比较优势。不错，中国稳健的金融力量、雄居世界第一的外储以及低债务化的财政安排使得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经济复苏的钥匙。5年前还是西方同行嘲笑对象的中国银行业，如今已在诸多指标上把昔日偶像抛在身后。资金充裕的中国企业也逐渐成为国际并购市场上的要角。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中国经济不仅有远虑，更有近忧。且不说如何解决经济的日渐失衡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决策层面临的头等难题，就是被西方艳羡不已的高额外储，也已成为相关管理部门十分棘手的难题：中国既不能如愿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扫货，也难以购买美国那些市值急贬的优质公司。也许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破解这个难题，但要让人民币短期内成为与美元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本位币，是根本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在一向引以为傲的实体经济领域，我们其实也没多少优势，甚至差距还在拉大。就以汽车业来说，除了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国内汽车企业的生产能力看起来很强大，但离世界汽车强国其实还很远。没有多少自主品牌与核心技术的中国汽车业，如果不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国际品牌的培育，恐怕难以摆脱寄人篱下的局面。

　　我们更应看到，吃尽美元和全球化红利的美国经济正在加速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重塑经济竞争力。按照奥巴马政府的逻辑，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先借助中国的力量帮助稳定日益恶化的经济基本面，然后通过发动新一轮产业革命，以造就一个能够成为美国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已在新一轮财政支出中划出400多亿美元用于能源的开发，以期获得新能源技术研究的重大突破。一旦该技术成熟，美国将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产业革命，以重新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对此，我们需有周全准备，在以建设性举措稳外需扩内需的同时，理应整合国家的经济与技术资源，增强对前沿技术的预研能力，力争在新能源、航空航天、电动汽车、生物制药等产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收复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的主导权，进而锻造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