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中国 淡马锡巨亏谋变

　　8个月亏损400亿美元，淡马锡现任总裁何晶不得不宣布退任。金融风暴之下，曾数十载风生水起的淡马锡模式，不得不淡化官方色彩，并将其40%的投资放在亚太地区。中国，则是重中之重。

　　6月1日，钓鱼台国宾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会见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现任总裁何晶和候任总裁顾之博。两任总裁同时拜访李荣融，所透露出的信息是，淡马锡交班已成定局，其战略重点明显在向中国倾斜。

　　有新加坡“国资委”之称的淡马锡控股，由新加坡财政部拥有公司100%股权。其现任主席丹那巴南曾是内阁部长和国会议员，总裁何晶则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之妻。

　　早在2月6日，淡马锡对外宣布，顾之博将担任淡马锡首席执行官一职，并于10月1日正式履职。顾之博，也将成为淡马锡成立35年来的首位非新加坡籍掌门。

　　何晶的退任，尽管淡马锡董事局在随后的声明中称，何晶离职与其工作表现无关，并强调很早就开始筹备继任人事宜，但坊间多指其因公司巨亏而引咎辞职。

　　8个月巨亏400亿美元

　　数周前，外媒根据淡马锡提呈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爆出淡马锡控股抛售美国银行持有的全部股权，亏损额度估值高达46亿美元。

　　相隔不久，淡马锡又爆出投资巴克莱亏损的消息，淡马锡在今年初抛出在巴克莱所持的2％股权，由于股价缩水，亏损约8.5亿美元。

　　两单投资巨亏的生意，使得淡马锡遭到众多新加坡民众的抨击，一直标榜进行长期投资的淡马锡，为何选择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断腕？

　　6月7日，新加坡星展银行分析师吴基民告诉时代周报，淡马锡在公司治理上，一切均以商业投资业绩说话，虽然何晶贵为总理太太，任淡马锡CEO也近7年，但是面对淡马锡8个月的巨额投资损失，选择引退是最佳结果，何晶的离开只不过是华尔街金融高管离任潮在新加坡的一个翻版。

　　稍隔不久，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站出来为淡马锡的亏损辩护，他说：“在过去6年的经营中，淡马锡的表现好于绝大多数竞争对手，但是，我们不可能要求淡马锡在每一个经营期间都能好于竞争对手。而作为宏观经济的一部分，淡马锡也不可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或者在全球一片亏损之中仍然保持盈利。”

　　尚达曼还分析，淡马锡资产投资组合价值之所以迅速缩水，主要是受全球市场不景气的影响。

　　目前，淡马锡所持有的主要新加坡上市公司有新加坡航空公司、吉宝企业集团、新加坡电信和嘉德置地等。这些公司大多是东南亚市场的龙头企业。在去年3月至11月的时间内，这十家公司的股价平均下跌了41％。

　　一些经济学家将淡马锡减持美国银行股看成是淡马锡战略调整的开始。

　　“淡马锡近来的一系列举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其战略布局的调整，即从欧美发达市场转向亚洲新兴市场。”6月8日，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时代周报说。

　　淡马锡的巨亏，不少人认为这实际是淡马锡自身模式导致的，但在曹远征看来，特殊情形下的亏损并不能说明淡马锡的模式或者管理有什么大问题，“实际上，他们在海外的投资方向主要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信息领域，但正好金融危机被他们给赶上了”。

　　时代周报致电淡马锡总部,并就上述事宜求证于淡马锡上海办事处，截至发稿时，记者未得到任何回复。

　　淡马锡悄然布局中国

　　金融危机中巨亏之后，淡马锡对亚洲和中国的布局力度开始加大。

　　淡马锡首席执行官何晶宣布退位之后，依旧很活跃，她在5月份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今后淡马锡计划按照1∶2∶3∶4的比例分配投资组合，即保持40%的投资在亚洲其他地区，30%投在新加坡，投在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的比例降至20%，至于拉美、俄罗斯和非洲等地的投资比例将升至10%。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称∶“淡马锡可能会继续卖出发达国家的股票，特别是美国股票，这很明显地说明淡马锡投资高层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投资策略，世界的经济增长中心移向中国。”

　　实际上，淡马锡在中国的投资，呈现越来越强劲的态势。

　　“淡马锡是国家投资公司，虽然现在吃了眼前亏，但沽美国股买中国股的行为，已显示一个重大投资策略的转移，成败要几年才看得到了。”郭田勇说。

　　淡马锡在中国的资产中，银行金融占很大的一块。

　　据时代周报调查，淡马锡分别是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旗下富登金融控股持有建行5.65％股份和中行总股本的4.13％。年初，当苏格兰银行、美国银行纷纷减持中资银行股份，淡马锡高调表示不会减持中行，并希望增持建行股份。

　　此前淡马锡还是民生银行的大股东之一，由于国内法律对境外战投有明确限定，最多可以投资两家中资银行。淡马锡去年全面退出民生银行，重点放在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

　　淡马锡最早进入中国大陆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真正大举进入中国还是在2003年后，直到2005年才开始显露锋芒。

　　2005年1月，该公司旗下亚洲金融控股公司收购了民生银行5%不到的股份。

　　同年7月4日，淡马锡参与中国第二大商业银行建设银行的首次公开发行，淡马锡通过子公司富登投资公司出资10亿美元购买建设银行的普通股。富登投资公司协助建设银行提升公司治理质量，并有权派遣一名董事参与到建行董事会。

　　2006年8月31日，淡马锡又通过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投资中国银行31亿美元，购买10%股份。淡马锡还承诺将在中国银行公开发行时再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

　　数据显示，到2007年底，淡马锡开始套现的时候，上述三项投资已经获得了巨额的投资回报。其时，在建行的账面盈利达到了340亿港元，而对于中国银行的投资更是带来了680亿港元的丰厚利润。

　　淡马锡与中国金融业的关系已不止是简单的投资，他们还进一步尝试联手中国金融业投资国际市场，发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作为中国银行业最大的外来投资者，淡马锡已在中国投资了80亿新元(合51亿美元)。

　　淡马锡发布的《2007年度回顾》报告显示，在截至3月31日的2006财年中，淡马锡上财年在华新增投资约11亿美元，多数集中于民用住宅开发、消费品、能源与资源行业的少数股权投资。

　　努力淡化官方色彩

　　淡马锡控股成立于1974年，公司成立之初由新加坡财政部划拨3.54亿新元启动资金。成立至今，公司以市值计算的股东回报率达到18%。不俗的业绩表现，使得淡马锡也一直被视为当今世界上运作最成功的国有控股投资公司之一，“淡马锡模式”也成了不少国家模仿的标本。

　　不过，由于2008年金融市场重挫，在截至去年11月底的8个月内，淡马锡在全球的投资组合价值下跌了31％至1270亿新元，回到2006年3月的水平。

　　这使得包括淡马锡内部开始对“淡马锡模式”进行反思。

　　淡马锡总裁何晶预备借淡马锡成立35周年的机会对《淡马锡宪章》进行修改。

　　《淡马锡宪章》勾勒出淡马锡的大致模板，即通过政府全资持股控股公司的平台，以财政财力向企业投资，体现政府作为企业最大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2006年初，淡马锡参与投资泰国前总理他信的家族企业臣那越集团，引发当地政治反弹。当时新加坡众多评论就指出，缺乏对泰国内部政治环境的充分掌握，并与另一同样有政治人物掌舵的机构进行商业交易是淡马锡的一大败笔。

　　此外，印尼去年也在调查淡马锡收购电信公司后是否涉及垄断。跨国公司在海外发展也会遇到官方阻力，更何况淡马锡的身份特殊，尽管其动机纯属商业目的，但总会引起诸多猜疑以及激起当地人民的保护主义情绪，给当地政府制造政治压力。

　　在此背景之下，淡马锡迫切需要的是摆脱政府公司的形象。去年初，执行董事西门以色列就努力将公司其他主权财富基金区分开来，并表示：“虽然我们是国家所有，但我们并非由国家引导。”

　　当主权财富基金的管理日渐受到关注时，淡马锡如果要继续向外扩展业务，除了需要增加透明度，其官方色彩也必须淡化。因此，今年邀请美国人必和必拓前总裁顾之博接替何晶，除了希望顾之博能够进行金融业以外的投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希望确保公司除去旧有形象以及更加国际化。

　　吉宝广州造城 提振广东-东盟合作

　　时代周报记者 胡进 发自广州

　　6月10日晚，身为广州知识城项目中方工作组组长、知识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薛晓峰，带队飞往新加坡，与吉宝集团董事长林子安再谈知识城建设事宜。

　　虽然按照计划表，还有近3个月，这一被称为粤新经贸合作标志性项目的知识城才会展露真容，并且在随后的四个月，双方还将进行数轮艰苦的商业谈判。

　　知识城项目的启动表明，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广东已然决心要做领跑者。

　　知识城进入倒计时

　　3月24日，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萝岗区委书记薛晓峰和新加坡吉宝集团董事长林子安在广州签署了共建知识城的合作备忘录，仅仅20天后，由中新双方共97人组成的“粤新知识城可行性研究工作组”就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知识城”项目可研面积为50平方公里，项目起步区3-5平方公里，为推进可研工作，中方工作组下设6个专题组，分别涵盖城市规划、产业规划、生态规划、开发规划、商业可行性研究和项目管理等六大领域，与新加坡方面相应的6个专题组正式对接，组成共同工作小组。8月底必须拿出可研报告，年底前完成商业谈判，明年初正式动工。

　　目前，共同工作小组已就上述6个专题进行深入讨论，包括对“知识城”选址区域进行SWOT分析，明确土地用途布局，制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方针，确定新项目的开发战略等内容。

　　薛晓峰表示，开发区在与新方的洽谈过程中，在产业布局、合作模式、工作分工、费用分担、规划区域面积等各个方面，已与新方原则达成一致。

　　产业规划完成后，将尽快出台产业引导政策，争取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级研究机构和重点实验室优先布局“知识城”，制定“知识城”产业指导目录，全面对接新加坡国际招商网络，组织开展国际招商。

　　薛晓峰说，在可研阶段对商业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还要探索政府推进的更有效模式。要站在粤新合作的高度和层面，来推进“知识城”项目尽早进入开发建设阶段。

　　私企推动政府支持

　　对于“知识城”的详情，吉宝集团至今未透露更多信息，新加坡驻穗领事馆商务处工作人员表示，将在商业谈判结束后，协助安排记者采访吉宝集团，“但现在时机不成熟”。

　　据了解，“私企领军”是广州知识城与天津生态园最大的不同。3月23日，新加坡资政吴作栋在广州表示，天津生态园是政府提议私企执行，“知识城”则由私企推动政府支持，新加坡政府会给予“知识城”全力支持，尤其是在软件方面。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市区重建局、公用事业局、腾飞及盛邦新业都将参与该项目。

　　苏州工业园区是第一代新加坡工业园区，天津滨海新区是第二代的工业园区，广州知识城是第三代，属于最高端的，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是产业跟研究相结合的模式。

　　“与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园相比，‘知识城’的发展模式不会有很大的区别。”广州开发区一位负责人称，“政府主导搭台，具体运作的还是企业。”

　　在这样的思路下，开发区拟计划要求和省市国有资产共同组建中方投资财团，初定与吉宝集团牵头的新方投资财团按照50∶50的比例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知识城”项目。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专家表示，企业先行，表明“知识城”模式的市场机制因素更为明显，更符合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

　　此外，据知情者称，未来也不排除该合资公司在中新两地上市的可能。

　　据了解，双方不同的合作阶段，有着不同的重点合作领域和方向。从初始阶段来看，合作领域包括城市规划、港口管理、物流、教育、环保、信息、通讯、科技、基础设施、旅游等等。

　　显然，知识城的使命是：广东乃至中国以知识和创意为本的新经济崛起发展的重要载体，产业园区建设的样板。

　　领跑东盟合作

　　毫无疑问，“知识城”落户广东，将成为广东与东盟合作的一个标志性的龙头项目，使中国与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得以提升，形成广东、新加坡等东盟地区、港澳等地“多赢”的局面。

　　广东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省级贸易伙伴，第二大贸易投资目的地。新加坡是广东第五大投资国。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150家中国公司中，26家来自广东。

　　“新加坡非常高兴参与到广东重组经济的过程中。”吴作栋表示，新加坡可以提供资金、技术、先进的服务和理念，也可以成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沟通广东和东盟的桥梁。

　　扩大对外开放、实施国际合作多元化战略，尤其是进一步扩大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是当前广东外经贸工作的一个重点，更是中央对广东的要求。如果“知识城”落户广东，将成为广东与东盟合作的一个标志性的龙头项目，同时，必将使中国与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得以提升。而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扩大蔓延的背景下，启动“知识城”项目，有利于增强外商投资广东的信心。

　　暗藏的隐忧

　　随着“知识城”越来越热，对知识城发展路径中可能存在的变数也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广州知识城的发展，）我至少有两个担忧，”广东省社科院区域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个担忧是，新加坡究竟有没有能力搞‘知识城’，第二个担忧是，‘知识城’建设会不会变成房地产开发。”

　　丁力认为，与香港相比，新加坡在产业转型上多走了一步，即发展了重化工业，但在发展高科技项目上，并无突出的优势。

　　同时，目前“知识城”存在诸多挑战，广州科学城北区内村镇建设相对落后，区内缺乏配套服务设施。因此建设初期房地产建设开发任务很重，避免沦落为地产开发，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

　　据一不愿披露姓名的发改委专家表示，从目前来看，与此前已有的高科技产业园相比，“知识城”的“高科技味道”并不突出。据他了解，在规划“知识城”时，必须要结合当地实情，最初选址是想借助广州五山一带科研机构和大学比较密集的优势。在中国，园区落地还是必须以产业为主，这与中国现在的工业化现状和中国的体制是密切相关的。纯研究机构，如果没有利益的话，很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广州技术力量不如北京和上海，比较现实的一条出路还是要以产业为主，但也不能放弃高新技术。

　　“关键是如何把产业规划做好，这样‘知识城’才不会沦为房地产开发。”显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批示已经给地方决策者和建设者提了醒。

　　知识城的使命是：广东乃至中国以知识和创意为本的新经济崛起发展的重要载体，产业园区建设的样板。“关键是如何把产业规划做好，这样‘知识城’才不会沦为房地产开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如此批示提醒。

　　当前危机：

　　调控失败而非

　　资本主义本身

　　爱德华·格兰泽

　　当前的危机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不少左派以及偏向左派的人，轻易地甚至是略带欣喜地，将经济崩溃的原因直接归咎为自由市场本身。上周在意大利特兰托参加欧洲经济年会之时，我曾经被问及这个问题，当时我的回答仓促并未经深思熟虑，不过我在回答之中暗示，当前的危机应当归咎于经济调控的失败而非资本主义本身。

　　不过，在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之中，有一些严肃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当前的危机是否揭示资本主义的缺陷？若是，这些缺陷是什么？我们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之中的作用该如何重新定位？我们从危机之中获得的新知对于我们未来的改革有何助益？

　　在危机之中，我们学到第一课是，在过去18个月里的种种事件表明，金融家们可能是贪婪而缺乏诚信的。一些专业投资人对于他们自身的利益的关注，远胜于对他们的客户的利益的关心。如果上述事实令你感到惊讶，那么我只能祝愿你，希望为您打点投资的人是一个聪明贤良的人。

　　第二课，也是更加重要的一课是：拉斯韦加斯的房地产价格下跌可能导致法兰克福的银行陷入窘境—市场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如此多的银行将投资押注在与房地产价格关联的资产之上，因此，当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跌之时，整个银行系统就陷入危机。

　　而最后一课是：当前的市场是以私人企业与公共法律实施两者为基础的—数百年来，投资者依赖法庭来促使合约的施行。如果法律没有赋予股票发行人以受托人地位，谁会购买他们的股票呢？而每一个美国人的银行账户的安全性都有赖于美国政府提供的保护。同时，纳税人也相信政府对于银行体系有着有效的监管。

　　那么，危机是谁之过？显然，华尔街的诡计让我们明白资本家们并非天使，若无有效的控制，他们将会带来巨大的危害。但是，金融市场的监管的意义不正是确保那些诡计不至于危害整个金融系统吗？而现实是，我们的公众系统并未能保护纳税人免于为拯救投资者而付出的代价。

　　我们在监管方面的失败并不比那些投资经理的劣迹更让人吃惊。毕竟，政府也是由不完美的人组成。这次危机，包括历史上的其他危机，应当提醒我们的是：不论是个体还是制度，皆有缺陷。

　　那么，政府的缺陷对于我们未来政策的调整有何影响？我们究竟是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以应对巨大的私人部门，还是因为政府的缺陷和无用而消减其规模？我个人倾向于一种中间道路，也就是以较高的效率去做较少的事情。

　　当前的危机明确地表明，银行的破产会危及我们每一个人。既然银行的破产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那么银行系统需要更多的监管，使其外溢的影响能内部解决。监管机构需要重构，需要更加强大，并拜托银行业对其的影响。没有对财产权的强力保护，金融市场无法运行，而在这个时代，对财产权的保护需要对个人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至少需要个人对其行为有着公开承诺。

　　这场金融市场监管者与银行家之间的战争是极度不平等的—私人部门的性质决定了那些善于玩弄规则并从中获取优势的人，能获得几乎无限的回报。这并不意味着公众部门的监管者就该因此放弃，但是，这足以说明监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耗费大量的公众资源。我很担心，在金融市场回归正常之前，我们对于自身能力的骄傲自大，已经使我们走上一条不断扩大政府规模的路途。

　　王晓帆 译

　　我们在监管方面的失败并不比那些投资经理的劣迹更让人吃惊。毕竟，政府也是由不完美的人组成。这次危机，包括历史上的其他危机，应当提醒我们的是：不论是个体还是制度，皆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