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一生波澜壮阔，白手起家创造出报业托拉斯。从办报到办学，从大陆到台湾。台湾舍我纪念馆特聘研究员李磊总结：“他以一个新闻人的身份投身于20世纪中国变迁的历史。其间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台海对峙、两岸和解。

　　八十大寿时，成舍我赋诗一首：

　　八十到头终强项，敢持庭讯报先亲。

　　生逢战乱伤离散，老盼菁英致太平。

　　壮志未随双鬓白，孤忠永共万山青。

　　隔洋此日劳垂念，顽建差堪告故人。

　　舍我其谁

　　辛亥革命开始时，成舍我才十几岁，其父成心白因同情革命党的言论，监狱又发生集体反狱事件，成心白被陷入狱。经《神州日报》记者方石荪著文主持正义，赢得舆论支持，才获平反出狱。这一遭遇，使成舍我认识到新闻舆论的巨大威力，从此立下了当一名新闻记者的志向。民国元年，他被聘为安庆《民言报》的记者，时年仅十五岁，一生志事，发韧于此。

　　就在袁世凯的复辟阴谋昭然若揭时，全国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创刊办报，进行反袁宣传。加入国民党的成舍我也在上海参与了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等人筹创专事反袁反帝的《民国日报》的工作。他还利用《民国日报》副刊和记者身份，结识当时进步文人如陈独秀、刘半农、李剑农等人，得益于与他们交往切磋，随之眼界大开，学业精进。他还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王芸生等人发起组织“上海记者俱乐部”，聚集了吴稚晖、曾松翘、陈白虚、王新命、叶楚伧、邵力子等一批新闻人士。

　　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成舍我因为陈独秀、李剑农的建议，揣着稿酬一百元大洋毅然北上，拟入北京大学深造。可当时无中学文凭不能报考，他于是草书万言，致函校长蔡元培，自述好学之殷，请予以通融。蔡见信后，觉得其文笔练达，蓄志可嘉，准以同等学历资格报考旁听生。次年8月，成居然考试名列前茅，遂被转为北大正式生。

　　为了解决在北京的生活问题，李大钊又介绍成舍我在北京《益世报》改稿，还经常写点社论短评，署名“舍我”。他提笔即成一篇文笔犀利的时评和社论，给一份原本毫无生气的报纸注入了一股清新的血液，引起了报界同人的注目。学业期满之时，成舍我也声名远扬。

　　五四运动爆发，他在《益世报》上发表了题为《安福与强盗》一文，鞭挞北洋军阀政府，致使该报被停刊三天，总编辑潘云超被判刑一年，但报纸销量骤增，成舍我不仅未被社长责怪和解聘，反而代行总编辑职务。这些亲历亲见使他更看到了新闻舆论于民众启智鼓励的威力。

　　他还利用为《益世报》采写新闻的方便，结识了当时不少官僚政客和在京的文化名人，如直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教育总长彭寿彝、财政总长王正廷、金融界巨头吴鼎昌、国民党华北党务负责人李石曾等人。通过这些关系，他相继谋得了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部秘书、华威银行监理官等只领薪不坐班的挂名美差。

　　报业托拉斯

　　1924年初，成舍我在北京用一月薪俸二百元大洋独立创办了《世界晚报》，实现了他那时最大的愿望。他认为办报“第一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第二是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

　　接着成舍我又办《世界日报》，办刊宗旨一如“晚报”。其中副刊连载张恨水《金粉世家》长达7年之久，成了《世界日报》的支柱。

　　《世界日报》压倒了北京市场上其他的报纸，论销量，天津《大公报》也难以与其抗衡。直到《世界画报》创刊，“三个世界”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成了中国第一个稍有规模的报系。此时的成舍我还不到三十岁，他在北大时的老师如陈独秀、李剑农、刘半农、钱玄同都成了他的撰稿人或伙计。加上他后来在南京办《民生报》，在上海办《立报》等，这个白手起家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报业奇迹。

　　成舍我曾与李石曾赴欧美考察各国新闻和教育事业，决心学习西方报业模式，办真正的民间大众化报纸。回国后，他写出8万字的总结文章，其中感慨道，欧美的民营报纸其言论“完全是受民意的支配，可以自由批评政界，因此，广受民众欢迎，盈利巨万”。

　　他说:“符离街(英报馆集中地)支配唐宁街(英首相官邸)，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之吾辈中国记者观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

　　在《立报》发刊词中，成舍我这样写道：“……欲复兴民族，必使每一个国民，能了解本身对国家的责任，为欲达此目的，则定价低廉，阅读便利，日销百万之大众化报纸，实有乘时崛起之必要。”

　　当时《立报》最高发行量达20万份，创全国报纸销售量的最高纪录。成舍我在创办过程中以“报人办报”的宗旨，“决不招半份官股，决不请一文津贴。”标明“凭良心说话，拿真凭实据报告新闻”，以期“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报纸摒弃了以刊发大量广告来挣钱的办法，日销10万份之前，不登任何广告。收到广告后，不登欺骗读者的内容，版面不超过六栏，不妨害报纸的内容。

　　据先后做过三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总编辑的张友鸾和老报人左笑鸿回忆，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 他也曾说过﹐最不齿这样的记者：“写评论则揣摩风气，随声附和，采新闻则追逐权要，争取私利。”

　　上世纪30年代，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立报》有关“一二·九”运动、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八·一三”上海抗战等报道，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局常扣发《立报》稿件，该报就以“开天窗”和空白的方法巧妙抵制，使读者通过对比猜透实质。

　　报海沉浮

　　《世界晚报》一出世即以其立论公正，消息灵通，不领政府津贴，不畏强暴而深受读者欢迎。成舍我自任社长，请龚德柏任采访记者，张恨水兼任副刊编辑，报馆就设在自己家里，报纸请私人印刷局代印。

　　当时直系与奉系开战。吴佩孚因为迷信，专门调一个叫“张福来”的人任前敌总指挥，寓意能打胜仗。结果《世界晚报》在报道此条消息时不小心把“张福来”的名字写成了“张祸来”，出刊后才发现。成舍我和编辑赶紧跑到六国饭店避难。果然，晚七时许，宪警包围了报馆，没抓到人，就把报馆查封了。

　　巧的是，后来冯玉祥临阵倒戈，吴逃往洛阳，冯坐镇北京。冯玉祥很快同意了该报复刊。《世界晚报》被同人和读者大赞有胆识，敢把“福”改成“祸”，销路大增，从两三千份一跃增到万份以上。

　　1926年，奉系及直鲁联军占据北京，直系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对报人实行残酷镇压，先后以“赤化通敌”为名枪杀《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一时间北京黑云压顶，媒体噤若寒蝉。

　　就在林白水遇害的第二天深夜，成舍我被宪兵带走。成舍我夫人杨璠明白他此去凶多吉少，连夜前往孙宝琦（曾当过国务总理，是张宗昌旧交）府，跪泣求孙搭救。孙宝琦因感于成舍我曾在《世界晚报》上为孙主持公道而去向张宗昌说情。张碍于情面，同意释放，由副官押送成舍我到孙宝琦住所，附字条一张，写着“兹送上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亦回复字条一张：“兹收到成舍我一名，谢谢。”成幸免于难。

　　《民生报》创刊后，成舍我经常往返于北平、南京之间，主持两大报纸。《民生报》因揭发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成舍我的亲戚)贪污舞弊案被汪精卫查封。成舍我被汪精卫拘禁四十天。汪派人对他说，只要写一封道歉信，汪即收回成命。成舍我断然拒绝，留下名言：“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因为“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

　　最后的结局是—“《民生报》永久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它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8年后，成舍我在南京经过梅花山汪精卫墓，看见许多人在汪墓前排队撒尿。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三个世界”被迫停刊，所有财产被没收。上海沦陷后，《立报》也停刊。

　　成舍我“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他在文章《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中全面回顾了民间报人与威权政治悲壮搏斗的历史，他“仅是万千报人中的一个”，亲历了那一时代的“不幸”和“幸”。重申自由主义信念，宣誓决不放弃民主宪政的努力。

　　老骥伏枥

　　1952年，成舍我举家迁台。台湾人经历“二·二八”大屠杀，蒋政权的威权统治也笼罩上更深一层的“白色恐怖”。

　　台湾实施戒严即实施军事统治，戒严之下，人民的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讲学自由……乃至出国旅游之自由﹐都受到极大限制。要组党有“党禁”，要创报有“报禁”。成舍我来到台湾之后﹐原拟复刊《世界日报》，却因报禁而不能遂其志。许多人因为政治见解不同，或者只因为说了一句当局不中听的话，或写一篇批评时政的文章，便被罗织入罪，惹来杀身之祸。

　　1955年，成舍我以“立法委员”身份，在立法院会议上，以《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为题作长篇发言，向当时的行政院长俞鸿钧提出质询，针对著名报人龚德柏被捕失踪五年、立法委员马乘风被捕三年的情况，提出何以“不审?不判?不杀?不放?”，质问“新办报纸杂志何以不许登记?”

　　而他的质询提出之后，据说蒋介石相当不悦，曾对人说，“现在立法院内有一个人不爱国”，“此人”即成舍我。

　　国民党宣传部长陶希圣曾找成舍我谈话，说“你不是一直想恢复出版《世界日报》吗？你最好直接给蒋公写封信”。成回答说：“我不能写，我一旦写信给蒋公，他必然会对我有所要求，我也必然对他有所承诺，这就束缚我办报的手脚。我只能正式向政府申请出版《世界日报》。”并发誓“报禁一日不解除，成舍我一日不办报”！

　　直到l988年1月，台湾当局正式解除长达三十七年的“报禁”。成舍我以九十高龄创刊《台湾立报》，成为世界上最高龄的报纸创办人，了却在台湾办报的夙愿。

　　世新理想

　　成舍我1932年在北平就曾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自任校长，提出了：“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校训，后因北平沦陷，学校停办。战时辗转桂林，又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成舍我长子成思危在怀念父亲的文章里写道：“记得他在桂林办学初期，学校就设在郊区瑶山脚下的几间茅屋里，桌椅板凳都是他设法借来的，他还几乎每天都要步行到市内去筹建新校舍。而当我们全家搬到新校舍刚一天后，就因日军进攻桂林而逃往重庆。”

　　成舍我到台湾后，不能办报开始办学。他发起筹备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发起人有于右任、王云五、萧同兹、林柏寿、黄少谷等十九人。经过多方筹措，甚至将自己的住宅拿去向银行抵押贷款，他择定台北木栅沟子口为校址。在开学仪式上，校长成舍我向首届学生表示：“尽管这是一个大家看不起的小学校，但我以年将六十岁的老人身份保证，我一定将我未来的生命，全部贡献给这个学校。”

　　世新是一所私立学校，按规定收取学杂费，不接受官方和个人捐资，不向银行贷款，完全靠学生的学费办学。学校创办之初，经费短缺，成舍我把个人的兼课费、稿费都用来充抵开支。

　　成舍我一生克勤克俭，严于律已。办学时的悭吝和苛刻也人尽所知。学校的教室，白天不准开灯，学生上课的时候，成舍我经常巡视校园，有灯没关的教室，一一关好，有水龙头滴水，一一关紧。员工使用圆珠笔要以旧换新。教授休息室中的脸盆、毛巾、肥皂，更换时必须逐一交付清楚。某年校庆，总务主任开具招待贵宾选购单，列有双喜牌高级香烟一包，成舍我看后划掉，说所购招待香烟尚有剩余。总务主任马上回答说：上次购烟一包，贵宾及随从吸了4支，剩下的已发霉，不好再待客。成听后厉声说道：香烟发霉你不知保管，还办什么总务？

　　他自己的办公室也朴素简单，连冷气机都没有，每天三楼爬上爬下，也没有电梯。有一天，教授王晓波看到办公楼开始装电梯了，感到无限伤感，他说“成舍我确实老了，如果不是实在爬不动楼，肯定不会装的”。

　　王晓波是世新在上世纪70年代，大胆容纳的一批被台湾当局列入“政治观察名单”的学者，那时，“一些政治上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学者也都在世新教过书，世新是台湾的政治思想犯大本营。”

　　正因为靠勤俭办学，世新到1968年基金和不动产合计有二十余亿台币，成舍我一举将它全部捐出，组成“财团法人”。按台湾《民法》规定，钱一旦捐入财团法人，即归属该财团法人，不得转移给任何私人或私人企业。

　　成舍我逝世的时候，学校总资产已达三十亿台币，台湾没有任何一所大专院校可以望其项背。直到今天，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已升格为世新大学。为台湾培养了5万多学生。由三女成嘉玲担任校董事长。

　　本文参考史料由台湾舍我纪念馆提供

　　花开两岸的成氏家族

　　6月2日，中国前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抵达台湾。成思危此行应世新大学之邀，赴台参加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他是知名报人、世新大学创办人成舍我之子。拜祭亡父成舍我也是他此次赴台的重要原因。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成思危说，“还是1990年父亲病重，1991年父亲去世，到过两次台湾，到现在，18年没去了。”

　　18年来成思危因位居中国要职，一直未能赴台。此次赴台已是满头银发。世新也由专科升格为大学，妹妹成嘉玲为现任董事长。他说，很想看看18年后的台湾，特别是东部地区。

　　1951年，成思危16岁。当时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腐败，货币天天贬值。因就读于“香港一所左派中学，且深受巴金作品《家》的影响”，如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对新中国有很多憧憬，他决定一个人拎着皮箱从香港回大陆，选择了与赴台发展的父亲成舍我不同的人生道路。

　　从此成思危与父亲相见的次数屈指可数，一生历经家人离合、两岸暌隔。在动荡的年代，母亲萧宗让曾写过几百封家书给成思危，他只收到过一封。从离家到母亲病逝，再未能见面。他说：“这是此生最大的遗憾。”“文革”时成思危被扣上官僚资产阶级的帽子，受尽磨难。当时妹妹成露茜随美籍华人参观团回国访问，周恩来接见她，并向成舍我问好。还提到成舍我是民族资产阶级，从此成思危才脱下官僚资产阶级的帽子。

　　直到28年后，成思危才在美国与父亲成舍我重逢。

　　“在统一问题上，我是乐观派”

　　成思危在1998年写过一篇名为《成舍我的四种精神》的文章，文中回顾了父亲的一生。

　　在他12岁生日那天，拿着新买的纪念册到位于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找他题词。成舍我不加思索地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多年之后，成思危也把这四个字送给女儿做12岁礼物。

　　因为父亲的支持，成思危在美国进修管理学，在美期间生活非常艰辛，父亲给他写信说：“你需要的钱，在我虽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为完成你的学业，决如数筹付。”

　　当成思危即将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有几家美国公司邀请他去做事时，成舍我希望儿子能考虑留在美国，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台湾，他说：“毕竟我们家的事业在台湾。”但后来成思危决定学成回国，父亲也能理解，还在见面时鼓励他认真做事，自强不息。

　　成舍我也曾经跟成思危谈到两岸问题，“在统一问题上，我是乐观派的。”并预言：“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两岸总是要谈的。”成思危携妻女与他在香港会面时，他特意要求到落马洲远眺对面的深圳，还表示条件成熟时一定要争取回大陆一趟。

　　对子女实行“三不干涉”政策

　　无论是成思危坚决到大陆发展，还是后来学成不愿留美回归大陆，成舍我都充分尊重子女的意见。据说，他对子女实行“三不干涉”政策，即一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二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三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正因为他对子女志向的尊重，使得5个子女各有发展和成就。

　　成舍我与第一位夫人杨璠结婚。杨当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婚后，协助成舍我办“三个世界”，功莫大焉。他们育有两个女儿成之凡、成幼殊。成之凡旅居法国，自幼习钢琴，曾多次在香港和法国举行个人演奏会。她积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参加社会事务，为当地名流。曾三次参加法国总统竞选。成幼殊居住北京，为职业外交官和诗人。

　　因性格不合，成舍我1929年与杨璠分离。后来与留学法国归来的萧宗让结婚，生一男二女，长男成思危，三女成嘉玲，幼女成露茜。成嘉玲从美国取得博士回台湾，继承父亲遗志，管理世新大学。成露茜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身教授。1990年回台湾，受父命接办《台湾立报》。

　　萧宗让去世后，成舍我与台北中兴大学教授韩镜良结婚，老年相依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