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建立一个其国际机构不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但历史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和现存制度的和平相处。在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时，他依然冷静地指出，不要对今日举行的首届金砖四国峰会抱太大希望，这仅仅是一个好的开端。而中国也不会在金砖四国中当老大。

　　郑永年指出，中国不能对面临的严峻形势过于乐观，在融入国际机制中实现崛起时，应该先想清楚如何改革这种机制。他重申，要做世界强国、大国，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亚洲的问题。

　　金砖四国需要制度化

　　东方早报：您觉得金砖四国峰会能不能产生具体的成果？

　　郑永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得很快，尤其以金砖四国为代表。总体上，这四国的重要性日渐增强，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贡献，但这一重要性的日益增强并没有公平地体现在现有的世界体制中，这是一种矛盾。

　　不过，尽管金砖四国越发重要，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这个框架下能做什么，一些机制性的东西如何建立，这种机制如何发挥作用，这些都是需要一步一步敲定的。况且，金砖四国内部的统一性仍然没有解决，譬如，各自还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存在竞争性的一面，对西方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这都需要进一步协调。想要通过一次峰会就改变多少，产生多少实际的成果，或是建立起一种稳定的机制，我个人是不抱太大希望的，也不切实际。更别谈是不是能结成一种联盟了，一切都还为时过早。所以，此次峰会仅仅是第一步，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很多方面都还需要制度化。

　　东方早报：您如何给金砖四国排序？现在有些舆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四国中的老大。

　　郑永年：我个人认为中国不太会。中国不会再走前苏联时期的老路，不会领导发展中国家和西方进行对抗。那个时代的对抗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金砖四国中的其他几个国家在经济上与西方国家的相关性非常大，所以不可能形成一种与西方对立的联盟。现在世界提倡的是公正的秩序，金砖四国的主要作用是要联合起来，代表新兴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讨价还价，让自己的声音更有分量。

　　当然，中国在金砖四国当中的经济总量最大，而其他几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也很快。即便是有人提出中国来当金砖四国老大的问题，这也是很难下定论的。首先是中国未必愿意当这个老大，其次是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东方早报：您是说不会形成政治或经济联盟？

　　郑永年：我觉得不会组建成联盟。当然，金砖四国相互之间的确有共同利益，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这种关系制度化。

　　东方早报：那这种框架会引起美国的担心吗？

　　郑永年：美国担心是肯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西方也希望危机之下新兴发展中国家引领全球金融秩序重建，西方发达国家也希望通过一定的形式与新兴国家进行对话和讨价还价，在某些问题上，新兴国家的需求是为西方国家所接受的。譬如G20峰会上，金砖四国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西方国家也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所以，金砖四国有多大的作为，主要还是看自身。

　　G2不符合中国利益

　　东方早报：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在“机制中崛起”，譬如通过G20、金砖四国等框架，您赞同吗？

　　郑永年：这正是中国一贯的做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和国际接轨，就是在国际机制中不断成熟和崛起。关于这一做法，有种形象的说法叫“往上爬”。我认为，在往上爬之前，应该先想清楚，当如何改变和利用好这种机制。实际上，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机制本身存在问题，本质上是大国操纵的机制，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中国在融入这些国际机制“往上爬”前，应该先想清楚，在“往上爬”的同时如何改革这种机制。

　　东方早报：现在有关“G2共治”的讨论很热。

　　郑永年：美国对G2和中国对G2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对于G2当然是很开心的，但是要知道，美国和中国形成G2的同时，早已和世界上多个国家形成了G2，美日不是G2吗？美欧G2？G2说白了就是美国要多拉一个国家为其“付账单”，这种理论正好为美国拉中国“埋单”创造了基础。反观美日G2同盟就能看出，美国在伊拉克战场的消耗，不就是日本为其埋单的吗？所以，G2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另外，别说“G2共治”毫不现实，纵观中国现在面临的复杂周边国际局势，警惕都还来不及，何来乐观地共治世界之说。

　　中国先要解决亚洲问题

　　东方早报：那么中国在世界乱局中应该如何进行国际定位，您认为“全球性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发展中国家”的提法是否合适？

　　郑永年：对于大国的定位是没有问题的。但谈及国际责任的履行和承担问题，更多的还是一种预期，并非实际的情况。要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力，需要的是工具，如何履行国际责任对于中国而言还是个问题，不仅仅是要有意愿，而且还要看如何做。

　　中国现在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是有钱了，但不能过于乐观，经济发展了并非就意味着是大国，这从日本的历史经验上可以看出。中国将来成为世界政治中心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意味着国际环境会更加恶劣，大家都会把你作为潜在对手。要做世界强国、大国，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亚洲的问题，是否扮演好了地区大国的角色？然后再去解决国际问题。

　　我的观点是，不能只着眼眼下和平，还要关注子孙后代的和平。

　　东方早报：中国官方曾提出“中国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问题，眼下的金融危机也被认为是特殊的机遇期，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利用好这一机遇期？

　　郑永年：机遇对每个国家都是公平的。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而言是机遇，对于遭遇重创的美国同样也是，例如有的厂家的确倒闭了，但也恰恰为重组和整合带来了机会。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能不能抓住机遇。我仍然认为中国面临严峻的形势，不能过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