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好像又没有人谈论物业税了，没有人谈论，也并不是物业税就不会征收，也许哪天 ，它忽然开始征收了，也未可知。

　　说起物业税，我倒想起了历史上的土地税。而且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税，与而今准备要征收的物业税，真是太像了，太有可比性了。

　　中国历史上，人们一般认为土地是地主私有的。其实，中国历史上，土地本质上是皇帝所有的。汉朝经南北朝直到隋唐，土地都是所谓国有，国家也兴师动众多次均田。其实，不过幌子而已，历史上从来也没有真正有过均田的时候，国有或者说皇有的土地，一直在非常不平均地在大地主，小地主和自耕农中来回变换。

　　宋朝以后国家没有做过大规模的均田，土地好像真的是私有 了。但是，一个地主他如果不是有政治背景政治势力，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身份性地主，即不是祖上立过战功的皇族或勋贵，又没有父兄子弟在当朝当官，而是平民地主，那么，这样的地主，基本上很难确保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身份性地主凭借政治权势可以掠夺土地田产，失势的官僚地主们也往往是正在得势的官僚贵族们砧板上的肉，命都不一定保得住，土地被兼并或掠夺是平常的事。每次改朝换代，都是一次土地大换手的机会，就是和平年月，土地换手率之频繁，也是人们想象不到的，民间有所谓所谓土地“千年田百家主” 说法。土地主人更换频繁，并不是土地私有制严格，能够有效保护产权，其实是产权非常脆弱，地主们也保不住自己的产业。

　　土地税是对土地所征收的税费。战国时期就开始征收土地税了，至少从汉朝开始，中国的赋税就基本上是三种格局：对人征收的人头税，汉朝叫做口钱算赋之类的东西，后来又叫做“户调”，总之就是人头税，或者以户为单位的人头税（专卖的盐铁其实也是人头税）；第二种是对土地征收的土地税，或者叫做租税，田赋；还有一种就是力役，当差的事，就是老百姓亲自去给政府服役，比如修长城，修宫殿，修坟墓，修行宫，抬轿子。总之是，每个编户齐民的百姓，都是有当差的义务的。所以，有人就得交纳人头税，有土地就得交纳土地税，有劳动力就应该当差。但是在这三种赋税的构成中，一直是人头税畸重，劳役十分繁苛，而土地税则相应较轻，对于地主有益。

　　不过历史的方向，是逐渐地将人头税和当差的劳役，加在土地上征收。或许，在历史的早期，技术手段和行政管理手段都无法做到精确度量和分配土地，而数人头征税成本较低，所以，就采取以人头税和劳役制为主的赋税政策；但是，由于人也是可以逃跑流亡的，所以，到了后期，中国皇朝也就逐渐以土地为征税的主要对象了。

　　人们会认为，按照人头征税是野蛮的，因为这完全不符合量能负担的原则。许多人家徒四壁，却要负担高额人头税；有人田连阡陌，却只缴纳很少的土地税。因此，人们一般认为，将人头税的比例降下来，将土地税的比例加上去，就会形成税负的公平。这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好像按照田亩征收土地税，就会实现社会公平，至少税负的公平。

　　明朝时期是大规模地将人头税和劳役并入土地税的朝代，张居正的一条鞭就是这样的集大成者。到了清朝，摊丁入亩，原则上是所有的人头税和劳役都打入土地税中了。如果单从理论上看，这样的税制是公平合理的，但实际上，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虽然大地主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大地主是有政治势力的人家，他们有种种办法能够隐瞒自有的土地。土地丈量清查的时候，他们或者公然抗拒，或者拿钱收买贿赂，当然，也可能会通过种种猫腻，将土地的产权寄托在别人名下。而且，官僚勋贵们本来还有相当的免税待遇。所以，到头来，自耕农反而是田赋的最沉重的负担者。

　　当自耕农日益无法负担自己的土地税的时候，他们要么逃亡，要么就投靠到大官僚地主的羽翼下寻求保护，这样，他的土地就被 大地主兼并，他自己要么成为大地主的奴仆，要么成为大地主的佃户，总之，纳粮当差的义务就被免除；但是他的义务被“摊逃”到其他自耕农的头上，剩下的人的税负更加沉重了，也不得不逃跑，或投靠到大户人家当奴仆或佃户。这样，自耕农就被逐步消灭了。

　　当然，你不能说大地主一点土地税也不交纳。他们交纳多少，偷逃多少，只能与他们的政治势力的大小，在官场上运筹交易的能力大小成正比。他们当然也会纳税。但是，大地主的土地，是全部出租给佃户租种的。国家向地主征收的土地税，最后是要转嫁给佃户的，地主通过提高租子，就可以将这笔税收转嫁。

　　当然，佃户的租子如果抬得太高，佃农在租种地主的土地已经没有什么收益的时候，他也就不会再租种，这时候，地主同样也被土地税压垮了。到这时候，王朝基本上就无法维持了。改朝换代就会开始。

　　现在，回到开头的话题，即土地税与物业税的相似性。

　　无论土地税还是物业税，都是地地道道的财产税。财产税的特点，就是要首先明确产权，只有在清晰的产权面前，你才能向土地或房屋的主人课税。可笑的是，无论中国古代的土地还是今天的房屋，人们都不拥有不可剥夺的完全产权。可见，私有产权的明晰和不可剥夺方面，我们仍然在千年以前的水平上。没有完全的产权，或者说，政府不会真正保护你的产权，政府随时都会剥夺你的土地房屋，你赖以生存的土地或房屋根本没有保证，你又有什么义务，去给这样的政府纳税呢？

　　这是第一。

　　第二，无论古代的土地税还是今天的物业税，都没有做到寻求纳税人的同意，纳税人同意方可纳税，这本来是英国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是皇粮国税天经地义，所以，皇帝也决不会等到老百姓同意才去征税。但是，历史走到今天，世界上已经将同意方可纳税作为常识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不到纳税人的同意，难道这个民族格外愚蠢，无法学会其他民族的智慧吗？

　　第三、这两种税收都会被认为会带来公平，会实现公平税负的作用，但是，因为存在土地和房屋的出租问题，地主和房主都会通过提高租金的办法，将税收转嫁给承租者；

　　第四，人们通常会认为土地税和物业税会让产业多的人多纳税，但是，由于存在腐败行为，存在政治权力对税收征管的严重侵蚀和扭曲，最后的情形总是大产业主反而会通过种种手段逃避隐匿，真正的税负落到中下阶级身上；

　　第五，虽然名义上总是说为了公平赋税，但是，无论古代的土地税还是今日的物业税，都仅仅是政府敛财的工具，增收的措施，项庄舞剑，醉翁本意，如此如此。

　　或许有人会说，国外也征收物业税，土地税，人家怎么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其实，问题的根本就在这里。

　　税收是政治的根本，而不是什么技术性的征管问题。国外的民主政治能够保证纳税人的广泛参与和博弈，能够通过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使税收在纳税人同意的基础上制定，能够顾及不同纳税人的利益，在纳税人的不同阶层中分配；尤其，他们的民主制度能够保证纳税人的广泛监督，利用政治特权偷逃规避纳税，其下场将会非常悲惨。这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财产税物业税基本公平合理。

　　我们没有这样的民主制度。我们的纳税人没有任何参与博弈的制度设计和平台，拥有政治特权的人，可以把税收强加在他人头上而他人毫无办法。我看到易宪容，牛刀之类鼓吹立即开征物业税的人口若悬河，说什么开征物业税，不会如何如何，将会如何如何，就感到可笑。这个国家制定政策的人家就不会考虑你们这些坐而论道的书生之见，一旦真正开征，毫无政治势力的人只能是砧板上的鱼肉。当年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官员们富起来了；当年说，实行市场经济，官员就第一个带头把权力市场化了；当年说国有企业要改制，结果是千百万的工人被砸了 饭碗，而管理官员却收购了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大老板。在这个政治权力决定一切的国家，一切良好的愿望都会被扭曲，好心人都会被弄成被人出卖还帮人数钱的结局。我在好几年前写过文章说，没有民主政治，就不会有人民利益优先。这话仍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