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成为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特殊的晴雨表和风景线。由于不具备货币的国际话语权，从而丧失定价权，中国实体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被动挨打，既无法“对冲”外部危机的渗透，更无法让分享中国高溢价的外部经济体承担相应的经济调整风险，“收益别人拿得多，风险自己兜着走”。如何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重新定位自己的利益和实现方式，成为再也无法回避的事实。

　　一、货币国际化要实现贸易进程向金融进程的转换

　　货币国际化的最大动力和收益在于避免国民财富或经济权益通过各类不同资产交易的国际路径流失。换而言之，拥有某种商品或资产国际价格的话语权是货币国际化的最终落脚点。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历史，就是塑造定价权的历史。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早期，国际贸易是货币国际化基本的原初的推动力。商品价格基本上由市场上的主要买卖方谈判达成，因此，在贸易领域发挥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是实现定价权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途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不断推进，贸易结算、货币互换对定价的作用越来越有限，跨国金融交易较之商品贸易而言，更多地承载起定价职能，从而为货币国际化搭建起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一般认为，一国金融市场的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强、发展程度越高，则该国货币的金融舞台更加广阔，更有助于实现定价权。一种货币通过在金融领域发挥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职能，逐步拓展以其表征的金融定价的深度和广度。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下，国际经济活动日趋泛金融化，主要商品及利率、汇率等基本金融产品的价格形成逐步趋向期货及衍生品定价模式，并都已经形成各自的定价中心。全球定价机制生长为金字塔，商品现货市场是塔基，远期等基础金融产品市场是塔身，期货市场加上衍生品市场则是塔尖，塔尖统领全球，操纵着塔身和塔基的经济命运。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已经成为抢夺资产定价权的主战场。哪种货币能影响期货及衍生品价格，就掌握了资产定价竞争的主动权。失去商品期货定价的话语权，也就失去了对基础原材料资源的控制权。

　　与全球定价机制的演变相适应，一国货币国际化，必然要实现贸易进程向金融进程的升级转换，必然要完成贸易计价-金融计价-金融定价的递进三部曲，即从浅层次的贸易结算工具，递进到国际金融工具和金融投资的计价，再到国际金融商品的定价。

　　二、美元国际化折射金融定价权争夺路径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美元也借此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贸易计价和工具货币。

　　在推进美元国际化贸易进程的基础上，美国依托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健全的基础设施、多样化的金融产品，逐步向国际金融领域渗透。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制度，成就了美元国际化的巅峰。早在1957年，美元已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独占鳌头。

　　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纯粹信用货币运作的春秋战国时期。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与其它国际货币已无实质差别。欧元投入使用后，对美元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国际货币工具和国际债券的欧元计价份额迅速提高，并已超过美元计价的份额。

　　但美元凭借国际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传统优势地位，逐步控制主要国际商品的定价权，其国际化地位反而日趋强势。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快，金融工具种类齐全且创新层出不穷，增加了对外国资本交易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新金融机构纷纷涌现，市场参与者多样化，特别是对冲基金的兴起，客观上成为美元争夺定价权的得力工具。

　　美国已形成世界主要的定价中心。其中，农产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金融衍生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而石油定价权的竞争，实质上是美国两家公司的竞争。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轻质低硫原油期货合约是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商品期货品种之一。另一定价基准-布伦特原油所在的伦敦洲际交易所(ICE)，2001年就被美国洲际交易所收购。

　　2006年10月17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合并诞生了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集团。2008年3月，芝加哥交易所集团收购纽约商品交易所，一统美国的期货市场。芝加哥交易所集团这样的巨无霸横空出世，更加牢固地掌握商品定价权。

　　目前。除了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期铜外，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几乎尽落美国之手。美元汇率直接影响国际大宗商品标价，二者如同跷跷板游戏。

　　正因为美元具有这种难以匹敌的对主要国际商品的定价权，使世界经济增加了对美元的依赖性，从而确保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这也是美元优势地位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扩展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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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进程远远滞后于贸易进程

　　中国经济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已位列世界第四。与之相应,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进程已现雏形。其一，中国已经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国家或地区签署了总额6500亿人民币、期限3年的双边本币互换；其二，中国开始加快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试点工作。2009年4月8日，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个城市试点人民币贸易结算。

　　但与贸易进程相比，金融进程显然滞后，中国贸易大国与金融小国的矛盾，一个症结在于中国是货币小国。在国际贷款市场、国际债券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使用人民币计价的数量，微乎其微，人民币在这三个核心部分的国际化指数近乎于零。

　　中国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上没有发言权，何来定价权。一方面，金融市场落后，相对于国际竞争中资产定价权争夺的现状，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整体规模明显偏小，结构失衡问题仍较为突出，品种结构简单，品种创新相对不足。中国企业对进口原材料的依存度逐年提高，被人牵着鼻子走，已招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人民币衍生产品定价权有旁落的风险。发达国家还在抢夺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期望掌握中国的资产价格主导权。近几年，国际市场中关于中国金融产品的期货品种不断增加，仅2006年8月至今，境外金融机构就先后创设4项中国金融衍生产品。一旦境外交易所获得交易者的认同，中国将很难重新夺回价格主导权，国内衍生品市场只能沦为境外的“影子市场”。

　　四、尽早构建与货币主导权相适应的金融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国家战略。尽管这是一项长期、渐进的工程，但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形成有利于国家财富保值的“货币主导权”，我们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去努力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市场，以逐步进行量变到质变的积累。

　　如何把衍生产品新品种的开发更好地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融合，在推进品种创新的同时加强市场风险管理、不断提高市场效率，应对国际定价权争夺现状，成为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最迫切问题。

　　一方面，应完善商品期货交易品种。要想将来在国际资源定价方面起到与国民经济对等的作用，中国必须加快期货市场发展的进程。以钢铁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材生产和消费和贸易大国。2008年中国钢材产量5亿吨，已超过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2009年2月19日，钢材期货上马，通过改变目前的钢材定价机制，形成权威的市场价格信号，为国际铁矿石定价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下阶段，在完善相关法规和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应尽快改革期货品种上市机制，放开对上市品种的限制，逐步允许交易所根据市场发展和产业需要自行决定上市新品种。

　　另一方面，中国衍生品市场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并不一定遵循“农产品-生产资料-金融资产-期权交易”的顺序发展，而应加快外汇期货市场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搭建广阔的交易平台。

　　中国外汇期货产品应采取分层次的渐进式路径。由于中国资本项目管制还没放开，货币还不能自由流动，可以选择条件较成熟的城市开办外汇期货试点。就交易品种来说，币种间汇率的一定程度波动是上市该种外汇期货的基本条件。目前中国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其中美元的权重依然很大，而目前设在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交易的品种主要限于美元、日元和港币，而美元与港币亦为钉住，因此，外汇期货发展顺序可分三步走：第一，以美元为计价货币首推美元对日元的期货交易。第二，在积累一定的经验后，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进一步发展外币与人民币的期货交易，随着人民币与日元、欧元交易的增加，可开展人民币兑日元、欧元的期货。第三，当资本项目开放以及汇率真实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实现浮动汇率制之后，再推出人民币兑美元期货。(作者史晨昱系经济学博士，中国工商银行投行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2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