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举步维艰，真正拿得上桌面的原因，不外乎所谓的条件问题。据提出相关提案的人大代表韩德云披露，监察部给他的答复是，正在积极研究这件事情，但条件不太成熟，还在等待时机出台该项制度。而所谓条件，有关部门的说法往往语焉不详。

　　真正能够摆到桌面上来的，实际上主要是那些配套制度，如金融实名制、不动产实名制等。把这样的理由一拿出来，人们似乎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这些配套的制度确实不是一两天能建立起来的。于是，申报制度的无限拖延也就理所当然了。其实，这个理由也是似是而非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在其初期的阶段上，财产申报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录以备考”，也就是说，你要对你申报的结果负责，甚至出现漏报瞒报都是没有关系的。比如，一个官员现在有5套房子，今年可能只报了1套。这无疑是瞒报，但没有关系。“录以备考”的意义就在于，你今年报的可是只有1套房。其他的房子你明年报不报？如果报，就需要说明购买这些房子的收入来源。

　　能够弥补这些制度缺陷的解决之道，一是公开，二是舆论监督。有了这两条，缺少配套制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得到解决。为什么瞒报会使财产申报失去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瞒报的本身，而是在于“内部申报”与瞒报的结合。试想，如果能将官员财产申报的结果部分或全部加以公开，将这些申报的结果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很多瞒报的结果就会被举报或揭露出来，瞒报者也就不敢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瞒报。根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以来，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已公布了千余名官员的财产情况。公布之后，已有部分群众对官员所申报的财产不实这一现象进行了举报，纪委也已经展开调查，发现了申报中部分官员虚假申报的情况。

　　同样重要的就是舆论的监督。即使是在所谓配套措施比较完善的地方，一些官员申报不实的问题，也往往是通过舆论监督揭露出来的。从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台湾当局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进行查核，先后有68人受到处罚。这68人包括“中央官员”、“中央民代”、地方民代等。而这些虚假申报的发现的确是和舆论的监督密不可分的。

　　当然，随着整个社会制度化建设的推进，官员财产申报所需要的那些配套制度如果能够不断建立和完善起来，申报制度将会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配套制度，并不能成为拖延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理由或借口。

　　(原载6月28日《经济观察报》，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