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所有制结构 给民企更大空间

　　——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安民

　　特约记者陈婕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进民退”的现象尤为明显，对此，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安民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在走回头路，应该引起警惕。

　　 让利非公经济还没做好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曾经提出为让民营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国企应退出一些竞争性较强的领域，给非公经济留出生存的空间。您是否可以详细谈谈？

　　 孙安民：民营企业在我们国家的生存发展是经历了几个时期，要从源头理解他们的发展空间，我想可以从这样几个层次来说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时提出两个调整：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二是调整所有制结构。为什么调整所有制结构，就是要留出一部分市场和空间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使非公经济从允许、有利补充到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早在１９９３年，中央就明确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施政方针，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从实际操作层面上讲就是公有制让出空间给其他经济成分，因此有了“国退民进”的说法。

　　 １９９３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非公经济的地位，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同时在“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围绕这个文件，中央在１９９９年，又发出了《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对于国企做什么，非公有制企业能做什么，进行了比较清楚的划分。

　　 从１９９３年到今天已经过去十五六年了，有很多人已经不了解当初中央的这个设计了，其实那个设计是非常好的，是很不容易的。改革初期搞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要让利于非公经济。但是现在来看还是没有做好，没有真正地做到。对于非公经济而言，我觉得只有政府重视非公经济，给它生存空间，它才能发展，而现在它已经快处于弱势地位了。

　　 记者：您认为没有按照当初设计好的发展蓝图去实际落实的原因是什么？

　　 孙安民：利益的驱动。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国企也向竞争性领域迈进，国企进入这些领域有与民争利的嫌疑。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利益实际上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让出市场实际上就是要让出利益。

　　 发展到目前的局面，国企纷纷进入这些高利润领域，我认为这是值得研究和注意的问题。我们的改革面临着到底应该怎么做，是否还坚持１９９３年中央的这些精神，还是需要调整。现在看起来，实际所做的与当初我们的设计初衷是有变化的，大家如果只看表面现象，是热热闹闹的，但是本质上，我们改革一开始就是在中央的设计之下进行的，现在走到这一步，要不要进一步地修正当初的设计决定，或者重申这些决定，确定我们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确定非公经济发展的方向，要不要继续给非公经济以空间，我认为是个重大的问题。

　　 要控制国企投资领域

　　 记者：在目前的环境下，“国进民退”已经是普遍现象，尤其在此轮危机中，国有企业的优势非常明显，甚至包括就业的稳定性和薪酬优势，而民营企业却是岌岌可危。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的状态，您认为这种局面能改变吗？应该怎么做？

　　 孙安民：我们的重大改革就是从给予非公经济市场空间，调整所有制结构开始的，调整到非公有制目前的发展局面，就像人们说的，是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是在走回头路，是值得警惕的。如果继续允许或者鼓励我们的国有企业进入现在的竞争领域，与民争利，是不公平的。改革开放３０年走到今天，没有人正视所有制调整的问题。国企改革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我们国家改革的成功与否，因此要认真总结国企改革的经验。

　　 国有企业依靠股份制改造，把该摊掉的呆坏账都摊掉了，但这种机会只有一次，不可能再有下次了，大量的国企通过上市把呆坏账摊掉了，获得了重生的机会，那么再出现呆坏账怎么办？这里面的危险我认为是存在的。我们必须要考虑，国企改革的长远目的应该是让它有生命力，有了生命力才有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才会有主导地位。如果这种生命力不绵远、不持久就是很大的问题。

　　 然而，国企实际上是肩负责任的，比如房地产开发，市场化的房地产开发应该由非公企业来做，而那些保障性住房，就应该由国企来做，这样才可以控制价位，价位其实很容易去控制。还有国家公共服务这一项，就应该是投入，公共服务如果盈利，老百姓的利益肯定受损。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者是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的。国企在一些政府主导的投资领域出现暴利，实际上是存在争议的。国企的利润应该调整到合理状态，这样老百姓才能受益。

　　 因此要控制国企的投资领域。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环境的营造者，是法律的执行者，一直以来提出的政府工作到位和越位缺位的问题，解决得也不够。我认为政府要很好地做到位，就要放权和让利。政府的让利放权主要表现就是在国企的布局上，如果国企退出这些竞争性的领域，我们的非公经济就能有发展，这部分人有了工作机会，安定富余了，政府也就省力了。这部分利益能留给民间，我们的市场就会非常活跃。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当时改革开放的设计初衷来。从当初的设计来检讨我们所走过的路，哪些有偏差了，哪些可以继续走，甚至是否要修正以前的设计等等。

　　 不能回避所有制结构调整

　　 记者：经济危机的好处是提早暴露出很多潜在的问题，甚至是危险，我们可以静下心来重新审视所走过的路，发现偏差，您前面提到这个偏差实际就是所有制调整出了问题，是这样吗？

　　 孙安民：现在还是在回避所有制调整的问题，因为感觉上国企改革挺成功的，认为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但我始终对这个观点有保留，到底是完成还是没有完成？我们知道农村改革现在还没有完成，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下面怎么走？城市改革实际上就是国企的改革，国企改革是否真正完成了？下一步如何走？再过３０年，我们的国企会是什么样？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包括股份制改造，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摊销掉我们呆坏账的一次机会。这一次机会如果做得健康，那么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质量和效率就将是绵远和持续的。如果不成功，今后怎么办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应为民企海外并购提供融资服务

　　 记者：由于在国内的空间越来越小，许多民企希望借金融危机引发的海外资产价格下降而进行海外并购，而国有企业也在积极地进行海外收购，您怎么看国企和民企的走出去？

　　 孙安民：并购现在很热门，说到并购，王岐山副总理曾提出，“你准备好了吗，你的文化、能力达到了吗？”说得很实在，是对所有要到海外投资的企业和企业家们的提醒。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有美好的设想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有一段时间的海外投资基本上是失败的，现在可能有成功的。对企业来说并购的应该是熟悉的行业，不能盲目，并购需要掌握很多方面的信息，特别海外并购要深刻了解当地的经济、法律和人文环境，还应该有专业的咨询机构给予指导。

　　 目前因为危机海外资产价格下降，无论对国企还是民企来说都有机会，但民企的海外并购可能更有优势，这是因为境外一些国家在政策方面对国有企业，主权基金投资是有壁垒得，受限制的，但允许和鼓励个人、私企投资，对他们敞开大门。另一方面我们民营企业的经营目标明确，权责利于一体，体质好、机制强、人才众、效率高。再有收购海外资产，特别是资源类的资产对国家也是有益的，国家也会支持。因此，并购更大的机会是在民营企业，无论是政策界限还是机制的灵活性以及切身利益的关系，我认为民企在海外投资并购成功的几率更高。

　　 只是在资金方面民企不具优势，存在换汇难、贷款难的问题，去年出台的并购贷款虽然为企业在并购融资上拓展出新的路径，但在银行的执行层面对民企来说还是门槛太高。也希望有关部门和银行能够真正地为优秀的民企提供切实的融资服务，让并购贷款为他们在海外收购中发挥作用。我相信只要政策到位，民营企业一定能在国内外市场展现出勃勃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