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起，改制浪潮席卷了全国7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问题在于，改制之后，农村出身的农商行还有多少能坚持服务三农这一底线？

　　地处西部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下称“重庆农商行”)于2008年6月完成了改制，其2008年年报和2009年前5个月的数据却显示，其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都有所下降。这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

　　6月30日，重庆农商行农业及个人业务部总经理陈方仪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之所以下降，主要有贷款核销、农村经济环境改变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从涉农贷款大口径来看，至2009年5月末，重庆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338亿元，较改制前新增40亿元。

　　6月末，重庆农商行涉农不良贷款余额49.26亿元，不良占比16.57%；2009年5月涉农不良贷款余额40.65亿元，不良占比12.04%，比年初下降2.06个百分点，比改制之初下降4.53个百分点。

　　农业贷款下降真相

　　今年前5个月，重庆农商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为48.7亿元，比改制前下降14.8亿元。2008年与2007年相比略微下降0.6亿元。

　　陈方仪表示：“这并非表明我们在收缩农村贷款。”他解释，由于近年来国家惠农政策加大，农户收入增加，挤出效应明显。以该行正准备推出的农民“巴渝新居”住房贷款为例，小额信用贷款最高3万元的小额度无法满足农民在建房、购房这一块的大需求，所以丰富其他农民个人贷款品种是必然趋势。

　　其次，从去年11月开始，重庆农商行开始大规模清查小额信用贷款情况，清收了10亿元历年欠息和问题贷款。同时核销农户小额信用贷款4亿元。今年6月，又再次核销6亿元。以此计算，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核销大约10亿元。

　　“因此，从报表上看，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数据在减少。”陈方仪说：“但并非表示我们要取消此贷款，肯定会保留，还要做出特点来。”

　　总的来看，重庆农商行农户贷款占当地所有金融机构的比例为84%。至2009年5月，农户贷款余额153.3亿元，比改制前下降了0.34亿元。但如果剔除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下降的因素，其他农户贷款比2008年6月增加14亿元。

　　猛攻产业化贷款

　　陈方仪表示，重庆农商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下降的根本原因还是农业产业化趋势，这必然使贷款方向发生变化。农业产业化导致农村小城镇化、农民居民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提高，资金需求加大，这四类贷款将成为主流。

　　比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从改制前的5000万元猛增到13亿元。“对重庆恒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授信2.9亿元，约6000户农民因此受益。你说算不算支持三农？”陈方仪反问。

　　为了保持对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贷款的可持续性，重庆农商行从组织机构、风险分担机制、绩效考核机制做出“特殊”安排。

　　首先，将农业及个人业务部分设为三农业务部和个人业务部，在三农业务部下又再设三个业务部门，分别是农户金融服务中心、农业产业化金融服务中心、三农金融产品研发中心，对农村贷款进行精细化管理。

　　重庆农商行在非主城区30个支行设立三农信贷中心，从上到下建立起三农信贷专业运作体系。10万以下的农户贷款，在三农信贷中心就可以直接双签，随到随审。

　　其次，重庆农商行成立了一个考核办，该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农村和城市业务分开考核。探索单独编制三农业务综合经营计划、单独配置经济资本、单独安排营业费用、单独安排固定资产投入。

　　陈方仪介绍：“把城乡业务的考核挂钩系数差别化，假如三农贷款实现了10万元的利息收入，可以按照12万元的利息收入发放浮动绩效。”而为了保证贷款质量，客户经理考核时可以取得应得绩效的50%，当本息全部收回时再取得另外50%。目前这已在一些分理处试点。

　　农村贷款一般会上浮30%的利率，远高于城市业务的贷款上浮10%的利率水平，这为上述操作提供了财务基础。

　　第三是，对于农村贷款的风险容忍度也与城市业务不一样。重庆农商行新增农户贷款的不良率控制在3%以内，迁徙率控制在4%以内。城市业务的新增贷款不良容忍度则是在1%。

　　借地方政府之手控制风险

　　在猛推农业贷款的同时，风险管控则更为重要。

　　除了加强抵押以外，重庆农商行也在探索更多的降风险措施，比如与担保公司合作。从小额信用到农村场镇个人联保，再到农村专业大户贷款，纯信用方式也在优质客户身上屡有采用。

　　重庆农商行也借助地方政府之手控制风险。

　　一个具体的措施是，政府推荐项目，重庆农商行独立审贷，双方联合监管，争取政府对三农贷款给予贴息或免税支持，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自然风险造成的损失争取由政府财政适当承担一部分。国开行在区县贷款操作中曾大规模使用此模式。

　　对于农村基础设施贷款，重庆农商行一般要求政府平台提供土地“硬”抵押，极少一部分则是纳入当地预算。陈方仪说，“这样风险不大。重庆地方政府总体负债率不高，财政都是呈几何级数增长，基础设施贷款都是几年，几年后政府的财政是可以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