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3日在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主要是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原因。他认为，这个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点，以便能让公众能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

　　周小川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缘于股权分布结构，广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少的公司利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的原因。

　　周小川同时指出，金融危机以来，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两国都应该进行改革。中国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同时不宜轻易夸大两个国家所能起到的作用。

　　他表示，今年5月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上升到接近7％，但这能否代表持久性的发展，还需要谨慎判断。一般来说，结构调整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还有公共部门的赤字问题，特别是大家非常关注美国医疗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美国总储蓄的走向。

　　针对“中国储蓄率太高”的谈论，周小川认为，这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事实上，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相当稳定，企业储蓄占比和政府储蓄占比都有较大程度提高，企业储蓄增长得最多。

　　周小川强调，全球不平衡的原因、特征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各个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收入分配的互作用关系。不能指望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就能轻易实现结构调整。

　　他认为，中方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当然是扩大居民消费，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得不到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次优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当然要找到有效的方向并能防止浪费。那么，总储蓄减去总投资的剩余量（储蓄剩余）就不会那么大，不致对国际上造成显著的影响。

　　对于大量投资将导致产能过剩的担忧，周小川表示，中国尚有一颇具潜力的投资领域是城镇化发展，它为未来的人口迁移、消费条件和服务业发展打下基础。毕竟，中国的城镇化是未来将持续多年的发展趋势。

　　周小川行长在全球智库峰会上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首次“全球智库峰会”。借此机会，我想与大家共同探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之后国际经济可能出现的调整和政策应对等问题。

　　一、要充分重视金融危机微观经济方面的成因并加强监管

　　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宏观方面的成因，也有微观方面的因素。我们听到有些地方过多强调宏观方面因素的作用。但我们看到，这次危机始于华尔街，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微观因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微观层面的顺周期因素，信用评级机构、盯市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问题，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标准松弛、杠杆率过高和公司治理等问题，衍生产品发展过度、发起配售模式的资产证券化存在混乱，等等。这些因素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同时也证实了疏于监管的危害。因此应高度重视，克服这些缺陷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二、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分布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宏观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对这些问题在危机中究竟起多大作用，一直是有争议的，其中包括全球经济不平衡所起的作用。按照中国人历来的哲学观念，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反而是相对的。但这次不平衡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合理的特点，就是收入相对较低国家储蓄率高，而发达国家富裕人群过度消费。

　　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两国都应该进行改革。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同时不宜轻易夸大两个国家所能起到的作用。目前尚找不到全球储蓄流动的分布图，但我们找到一张各经济体经常项目差额的分布格局图，这也是今年2月10日我在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演讲时用过的。

　　这张图表明，尽管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不小，但终究只是全球顺差的一部分，更不是全部，而产油国、日本、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份量也不轻。从经常项目逆差或低储蓄国的情况来看，美国一家非常突出，除此之外，只有中东欧国家在全球逆差中占小部分。其他经济体在全球失衡中均不显著。

　　这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进行了很多讨论，分析的重点则从国际收支顺差转到储蓄过剩的问题。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今年5月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上升到接近7％，但这能否代表持久性的发展，还需要谨慎判断。一般来说，结构调整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还有公共部门的赤字问题，特别是大家非常关注美国医疗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美国总储蓄的走向。 (来源：证券时报·时报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