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这个超乎国内投资者思维惯性的刑罚期限，在2009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给了我们对证券违法犯罪者一个新的量刑想像空间。

　　北京时间6月30日，世界金融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主犯、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处150年监禁，现年71岁的他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在我们看来，麦道夫这些年之所以能够行骗成功，与套在他头上的“官方”光环显然关系密切。而近些年，国内证券市场的一些违法违规案件也越来越多与证券监管部门有关。

　　150年监禁是轻是重？

　　麦道夫的世纪“庞氏骗局”，是史上最大型和复杂的金融骗案，甚至迫使数名投资人自杀，其涉案金额超过600亿美元。

　　自去年12月这一骗局被揭发后，案件历经半年审讯和其他法律程序。今年的3月12日，麦道夫在纽约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出庭时，接受了检方11项犯罪指控，其中包括证券欺诈、洗钱、伪证等。

　　从判决结果看，想必很多不了解美国法律的中国人，一定会感到吃惊，也一定会讨论这样一个问题：150年监禁，轻了还是重了？毕竟，这样一个判罚，有点脱离我们的想像空间。

　　其实，这正体现了中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差异。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人的生命权高于财产权，所以许多年前就废除了死刑。对于所有刑事犯罪，均采取并科原则，即将一人所犯数罪所判处的刑罚绝对相加，合并执行。

　　比如麦道夫触犯11项罪名，他所判150年的刑期就是由每个罪名的刑期简单相加而得出的。

　　这一点，与我国的刑法规定截然不同。我国刑法有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对于特别严重的犯罪，包括经济犯罪，可以直接判处死刑。

　　此外，限制加重是我国刑法中数罪并罚的基本原则，所以，在中国不会出现150年这样的夸张年限。按我国刑法的原则，如果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均为有期徒刑的，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最高不能超过20年。

　　麦道夫所犯下的罪行如果从一些国家的社会公正来看，判处其死刑也许并不为过。但美国法院却判处其150年监禁，这可能就是考虑到麦道夫的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内在性质上的统一性。

　　尽管美国也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但是对于经济犯罪却主要以监禁和罚金来实现刑罪均衡，而且经济犯罪最高刑罚为20年监禁。

　　姑且不论麦道夫的年龄，就是判一个刚出生的人150年监禁，实际上也是判处其无期徒刑，同时，还让罪犯每日都产生负罪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150年的监禁对麦道夫而言胜过判处死刑。

　　确保对市场有效监管

　　其实，翻看去年末以来有关麦道夫的报道，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其骗局并不高明。与国内的高息揽储相似，麦道夫的骗术实质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许诺客户每月高额的回报，并且利用传销的手法发展客户。而且，过去的十多年时间中，对于麦道夫投资策略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1992年，《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即对麦道夫进行质疑。

　　同时，针对1982年～1992年麦道夫基金每年回报13.5%～20%的离奇事实，《巴伦周刊》策动三位权威期权策略师对麦氏投资模型进行反向工程演绎分析，得出了其无法得到上述“卓越”收益数据的结论。

　　但无奈的是，这个结论被当时处于强势的麦道夫以“私人策略无法详细说明”而掩盖。

　　1999年，金融分析师哈里?马可波罗斯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检举麦道夫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利润的事实，而且举报行动持续了9年，但一直没有引起SEC的高度关注。

　　媒体监督、行业内部监督的无效，进一步让人们开始反思，像美国这么发达的一个金融体系里面，怎么也会爆发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背后，暴露的是从美国监管者到投资者的一系列问题。

　　在我们看来，监管该怎么落实到位，尤其是确保对市场的有效监管，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的监管部门，都至关重要。

　　举例来说，目前国内的私募基金等一些新的投资品种很多，领域也很开阔，但有关私募基金的立法迟迟都未出台。

　　从投资角度来看，进一步增加政府的监管，仔细地制定一些政策，增加相关行业的透明度，并要求那些公司定期地提供报表，将能很大地降低犯罪事件发生。

　　多晒“太阳”以儆效尤

　　我们认为，在一个运转良性的资本市场中，监管层需要做好三件事：第一，制定一个相对完善的游戏规则；第二，确保这些规则得以实施；第三，对违背规则的机构、个人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惩罚。

　　从麦道夫被判150年看，目前国内的惩罚机制显然与之不是差之毫厘。

　　麦道夫这么些年之所以能够行骗成功，与套在他头上的光环显然关系密切，他不仅是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主席，也是SEC的顾问。有了这些伪装，自然行事极为便利。

　　而近些年，国内证券市场也出现了一个新迹象，就是一些违法违规案件开始向证券监管部门倾斜。

　　广为人知的是，今年初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王益因涉嫌受贿罪被批捕。实际上，在王益之前，已经约有7名的证监会官员被捕，包括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发行部副主任刘明、上市部副处长钟志伟、上市部副主任鲁晓龙等等。

　　这些坠落的官员，大都集中在两个要害部门——发行部和上市部。在中国特有的发行体制下，很久以来，这两个部门几乎都决定着企业能否获得巨大的融资机会，许多时候，这一机会对企业来说就是生与死的“分水岭”。

　　在我们看来，让证券大员多晒晒太阳十分有必要（详见本报2009年6月15日第57期C7版《请让证券大员多晒晒太阳》一文）。一个又一个王益因何获罪，罪在何处，有关部门在事件尘埃落定之后，都应该给全社会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脉络和答案，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相反，如果类似案件，只是让社会获知只言片语，或者只是看到媒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一些零碎的信息，抱有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者依然会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