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储蓄 牵动股票市场起伏的两根导线

　　本报综合报道 消费与储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这两面和谐发展，才能促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资本市场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最终干涸。

　　7月2日—4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以“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为主题的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办。在主题为“重建平衡-全球消费与储蓄”的主论坛上，来自政府、研究机构、高校的权威人士对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权威人士的观点既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又加深了人们对消费与储蓄的认识。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马建堂新闻,马建堂说吧)表示，不能“妖魔化”中国的投资。马建堂认为，不能“妖魔化”中国的投资，只要投资是合理的、充分的、不可或缺的。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发展生产，都需要政府投资，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中国的国民消费一直在增长，之所以消费率呈现逐年走低趋势，主要是消费增长快，投资增长更快。就消费和储蓄而言，虽然消费率也在提高，但没有储蓄率提高得快，原因是东亚地区节俭的文化传统对提高储蓄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老百姓由于养老、大病等对未来个人生活持谨慎态度。此外，收入差距拉大，也是影响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

　　不能把投资率“妖魔化”，中国确实存在储蓄率高、消费率低的问题，因此正在不断增加消费。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一个家庭而言，如果把钱都花掉，这个家庭的生活怎么改善呢？如果一个国家每年新增收入全部花掉，不去建铁路，不去投资，这个国家怎么能发展呢？”

　　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发展生产，都是需要政府投资的。“不能妖魔化投资，只要投资是合理的，是充分的，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发展，不投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妖魔化投资。”

　　对于怎么促进消费增长，马建堂说，最为关键的是提高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加快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平衡不同人群的收入。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贾康新闻,贾康说吧)表示，避免不可持续消费 加大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贾康说，我们的促进消费的考虑主要是要促进低中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的适当提高。在促进消费方面，主要关注的应该是怎么样合理的促进低收入阶层的消费。

　　从财税政策方面：

　　第一，要提高低中收入阶层消费能力，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大部分人口仍然在户籍上认定为农村的居民。我们的城市化率只在40%左右。提高农民的收入，在这些年已经采取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改进完善。比如说对于务农农民的直补，对于他们的综合值，都是在提高他们的收入。

　　第二，应该要通过财税政策的努力和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消除社会成员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相当大一部分低中收入阶层，他在有支付能力的增加方面，他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尽可能的提高储蓄是为了应对他们以后在养老、子女教育、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后面带来的后顾之忧。

　　　第三，发掘消费的潜力。最典型的在农村区域，我们已经在积极的实验家电和汽车摩托车的下乡，政府给予必要的补贴。发掘农村区域在临界点之下的阶层的消费潜力。城镇也在积极实验无抵押担保住房的消费信贷。住房和汽车可能还要有另外一些制约，其他一些耐用消费品可以实验无抵押的消费信贷。这是发掘消费潜力。

　　第四，合理调整分配收入的格局，抑制不合理的收入悬殊。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表示，消费率不能够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王广谦认为，现在中国在努力的保增长，促进经济持续的增长。问题也很复杂，也不是提出中国的消费率就能够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这也太简单化了。

　　第一，消费率的高低，或者是储蓄与消费比例的高低有强有力内在的因素制约。外在的力量很难改变它的基本方向。

　　重要的是我们要制订一个好的政策加以引导，并且给消费提升创造条件。消费的扩大虽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我们可以去努力，但是更重要的，它的经济增长之后一个客观的结果。总体来看中国还是发展中期的阶段，这个阶段消费的比例不会提高得很高。储蓄率还会不断的增长。如果从地区差距来看，有些地区还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前期水平，刚刚起步，这也是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为什么效率比率反而高于东部地区和北京上海地区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应该关注消费，努力创造条件使消费率提高，但还不是说我们采取一些政策措施，说提高就提高上来。

　　第二，我们应该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真实的需要出发，制订引导和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措施。经济增长与扩大内需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增长是条件不是目的。

　　第三，我们应该关注消费，更应该关注投资。 总体来看，中国仍然需要大大的扩大投资来发展。居民不愿意投资，政府和企业就要承担这种责任。过去的高投资奠定了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今后再增长二十年应该没有问题。这主要是中国的家庭、企业、国家的情况决定的。

　　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表示，居民收入下降使得中国消费不振。国内消费不足，便加大出口，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达经济体外需逐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张东生指出，居民收入差距直接影响了居民消费倾向。居民的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如果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群体的比重占比相对高。广大消费者虽然有消费意愿，但是缺乏消费能力，依然导致全体消费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城乡消费差距也在拉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由0.9%和8%点多下降到2008年的0.1%和0.77%。中低收入平均消费倾向为0.89和0.87%，远高于高收入户0.64%的消费倾向。从城乡来看，2008年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高6个百分点。但是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30%左右。中国的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是非常广阔的。但是由于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偏低，城乡居民的消费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初消费需求为重点，逐步调整国民收入格局。居民收入水平偏低造成消费率偏低，也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有必要对国民收入结构进行调整，使收入分配逐步向居民倾斜。这也是保证平稳健康发展的长久之策。国民收入格局中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表示，对高收入人应高税收 低收入低税收。刘遵义认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有它客观的环境，税应该定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还是可以考虑高收入人付的税收比较高，低收入的人低一点。再低收入的人完全免税也可以。我不赞成平头税，我觉得这在中国完全不适合。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综合所得税。现在你有利息收入，现在是减到5%，应该把它和其他的综合起来。比如说我们要发现金股息，因为有钱人可能几亿的股息，你不能只收20%，几千块钱的股息也收20%。这不合理。我觉得要做的就是把它综合起来。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实行累进的税率。美国比这个高得多。中国实行累进的税率倒是可以。不过这跟消费没有太大的连接起来。我想真正要支持消费的话，可能要考虑到付的税，低到一个低部，不但不要给，政府还要给你付，这是重新分配的方式。

　　（文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