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一种独立于政策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智库已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首届全球智库峰会7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被称为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邀请各国的政商和学界人士共同研讨走出金融危机、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之策。

　　焦点一 中国的高储蓄与美国的高消费

　　美国逆差是多个国家共同促成

　　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作为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体制改革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对此需要纠正，但纠正需要一个过程

　　■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姜锐 李延霞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较高的储蓄水平，美国则保持较高的消费水平，不少看法将中美差异归为全球失衡的主要表现，并将此与全球金融危机相联系，认为中国的高储蓄在一定意义上是引发这场危机的重大原因。

　　在7月4日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全球储蓄、消费及金融安全”分论坛上，一些与会代表认为，美国的高消费与中国的高储蓄并非一个事件的“两面”，中国的高储蓄更非引发金融危机的重大原因，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多个国家持续顺差共同促成的。

　　中国顺差是市场选择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郭庆平表示，2000年以来，全球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

　　美国从世界各国进口商品，2008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货物仅占美国进口货物的12．1％。因此，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是多个国家、特别是其他东亚国家及中东产油国的持续顺差共同促进和维持的。

　　国际行动理事会秘书长、前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宫崎勇认为，一些国家长期保持经常账户的顺差，如中国、日本和一些产油国，在主要贸易逆差国的美国拥有巨额投资，因此美国虽然财政赤字规模非常大，但居民储蓄率非常低。由于资本流入源源不断，消费支出和住宅投资节节攀升，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外来资本不仅支撑了美国经济短期繁荣，而且也刺激了全球经济的迅速增长。然而，这样的经济繁荣依托的是庞大的借贷，是无法长期持续的。这种循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

　　郭庆平指出，中国贸易持续顺差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全球产出体系分工中，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

　　反思国际货币体系

　　郭庆平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平衡，防范未来危机的再次出现。需要改革现行国际货币和经营体系，促进美国经济恢复平衡。他表示，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作为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体制改革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对此需要纠正，但纠正需要一个过程。

　　周小川：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六种可能性

　　■ 新华社记者 刘铮 江国成　发自北京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7月3日列举分析了全球经济通过调整走向再平衡的6种可能情景，并表示要力求出现美国储蓄率和中国居民消费双双上升的情景。

　　周小川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不平衡有个明显不合理的特点，就是收入相对较低国家储蓄率高，而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两国都应该进行改革。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同时不宜轻易夸大两个国家所能起到的作用。

　　周小川列举了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可能的6种情景：美国家庭储蓄和总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也在上升，全球不平衡得到校正；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不需要那么多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将更显产能过剩，进入低增长阶段；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够，同时城镇化投资增加，过剩储蓄下降；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同时中国通过“走出去”投资，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产能；美国总储蓄率提高并不顺利，而中国调整较为顺利，部分产能转移出去；大家的调整都不成功，国际经济不平衡格局还持续，贸易保护主义会越来越严重。

　　周小川表示，应力求出现第一种情景，避免出现第二和第六种情景，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第三、四、五种情景。要看到难度，不能过于理想主义，较现实的混合型出路可能是：中国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消费，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但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基数相当高，还可能会有部分剩余储蓄，希望能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

　　周小川指出，全球经济不平衡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各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收入分配相互作用关系，不能指望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就能轻易实现调整。同时，千万不能忽视微观机制方面的问题以及改进监管的作用，防止聚焦跑偏。

　　焦点三 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至少需30年

　　目前人民币在东亚地区广泛的接受程度，使大家认为人民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或者新崛起的亚洲货币

　　■ 本报记者 李画　发自北京

　　7月4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全球储蓄、消费及金融安全”分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国的金融官员、专家学者看法基本一致：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而人民币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也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三足鼎立才稳定

　　在谁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问题上，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萨克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特别提款权)或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他同时指出，SDR应该重构，目前的SDR主要由美元、欧元和日元组成，以后应该加入更多币种，包括一揽子的多种货币，人民币将特别重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会上发言，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在一种主权货币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基础上，而这种货币的发行、运行又不受监管，必然带来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还会有下一次金融危机。郑新立表示，单一美元不行，美元和欧元两种货币也不行，只有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是稳定的。

　　对于中国央行今年提出的要创设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以替代美元，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表示，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首先要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表示，储备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都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则更保守地估计，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一过程至少需要30年。

　　人民币或先成区域货币

　　刘遵义认为，东亚地区现在有很多频繁的经贸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币成为一种更为广泛的货币，尤其在东亚国家替代美元成为东亚国家的货币，这是区域货币发展的趋势。

　　以欧元为例，欧元花了许多年才形成。欧元的成功，对亚太地区、东亚地区是非常好的借鉴。对于亚洲而言，同样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形成统一的亚洲货币。“目前人民币在东亚地区广泛的接受程度，使大家认为人民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或者新崛起的亚洲货币。是不是有可能让人民币逐渐成为更国际化的一种货币，或者说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这些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必须考虑的问题。”刘遵义说。

　　李扬：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必然方向

　　■ 新华社记者 姜锐 刘诗平　发自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可从根本上纠正这种失衡，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

　　李扬7月4日在此间举办的国际智库峰会上表示，造成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逆差和顺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从1971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变化；顺差方由很多国家和国家集团相继扮演。

　　历史的经验表明，当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出现逆差的时候，这种货币就不再合适充当货币储备了。因为长期逆差意味着发钞国利用自身货币地位享受着实物资源，并且随着货币的不断输出，导致货币贬值，进而使得其他国家积累起来的储备资产安全受到威胁。

　　李扬认为，由单一的主权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显然已经不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储备货币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多元化。他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储备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都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李扬强调，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进程中，汇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若汇率被控制，出现套利空间，形成资本流动，则使发钞国坐享其成，非储备货币国被动担心。

　　同时，李扬认为，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增加外汇储备，并进行主权财富基金式的操作，是防范汇率风险的自我保护行为。外汇储备资产的经营应该考虑战略配置，而不是一时的盈亏。

　　焦点二 经济绿色复苏

　　先进绿色技术须全球共享

　　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在减少贫困、缩小南北差距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可能烟消云散，甚至出现逆转

　　■ 新华社记者 江国成　发自北京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7月4日说，为从根本上防止国际金融危机灾难的重演，推动形成和谐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国际社会应稳步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促进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坚持经济全球化方向，推进经济绿色复苏。

　　“你的货币”易成“我的问题”

　　曾培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体系中的深层次矛盾。随着形势的变化，世界经济将突破旧有的秩序和格局，传统的国际分工、经济结构、发展方式、治理模式都会面临新的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着眼于解决后危机时代更为复杂的中长期问题和深层次矛盾。

　　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应当向稳定、可预期、多元化方向改革。但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框架难以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动，“你的货币”容易成为“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设计出一种机制，保持储备货币币值稳定，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金融风险必要的监督，对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有所约束，促其币值稳定。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提倡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充分发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扩大互换额度和签约国范围。在东亚地区，应当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库，增强这一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发展中国家成最大受害者

　　曾培炎认为，调整经济结构，可以从发挥各自优势、调整贸易结构入手。发达国家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出口，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家注重改善民生，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转移。努力实现双向互动、互赢，逐步促进消费储蓄结构的调整。

　　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在减少贫困、缩小南北差距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可能烟消云散，甚至出现逆转。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发达国家应当进一步改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恪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减债承诺，避免因金融危机使其陷入更深的困境。

　　实现经济绿色复苏

　　他表示，当今世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取得了很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正孕育着新的突破，发达国家应当慷慨地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使之尽快实用化、商业化，形成新的产业亮点。发展中国家要解决面临的困难，很可能在复苏中重复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复苏，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共享先进的绿色技术方面建立合作机制，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应当就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长期、有效和持续实施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制度安排。他强调，实现绿色复苏从根本上讲要靠“长期投资”，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包括环境保护、扶贫等领域的投入，这是实现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和增长所必需的。

　　【名词解释】

　　智库：英文为“think tank”，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在发达国家，智库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全世界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智库已近6000家，跳出部门利益框框，能够比较超脱、客观地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思考，组织战略性、综合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研究，继而引领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全球智库的发展趋势，也是智库获得公信力和良好声誉的根本保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超过2000家智库，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