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客厅嘉宾：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终身教授。

　　王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岭南学院教授。

　　车克焘：溢达集团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

　　徐沪初：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执行合伙人、执行总监。

　　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新经济环境下，珠三角经济进入了一个创新与发展的关键时期，珠三角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该怎样寻找自己的变革之路? 珠三角的机遇何在？在最近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主办的珠三角论坛上，来自中美的专家、教授、企业人士围绕珠三角的竞争态势、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变局等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其中涉及的问题发人深思。

　　广东产业升级，政府慎用权杖

　　□ 赢周刊记者 蓝云 文/图

　　广东经济在失衡

　　赢周刊：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0%左右，广东的经济状况比全国平均数字高出1/3，但是在金融危机下，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广东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国外需求市场的弊端表露无遗。这无疑对珠三角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那么，广东的症结主要在哪里？

　　张曙光：中国在世界的状况和广东在全国的状况都具有代表性。尽管发展快，但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相对要低，结构失衡又非常严重。比如我们处在加工层次的低端，我们所得到的加工收入在产品的价格中占的比例非常小。同样的产品我们得到的是整个价值的1/10或者是几十分之一。另外一个失衡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失衡，因为制造业主要是贸易品，服务业主要是非贸易品，这个问题在珠三角是比较突出的。

　　黄亚生：广东对外经济的严重依赖本身并不是问题，例如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对外经济有严重的依赖。但是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外贸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70%，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日本是外贸大国，在日本最偏向于出口的七八十年代，外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5%～30%，这说明世界上最成功的贸易国家，对外依赖的程度远远低于中国。

　　中国GDP每年增长的很快，但从微观的指标来看，中国企业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并不是很快的，至少跟宏观经济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差距。做简单的加工和贴牌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我们的企业还停留在贴牌和做简单的加工，这也是不正常的情况。

　　贴牌生产也很可以自豪

　　赢周刊： 现在珠三角很多企业都做不下去了，因为订单减少。很多企业也想起步做自主品牌的研发和开拓国内市场,但是却遇到了很多困难，毕竟品牌的创建和市场的培育都需要时间。那么创立自主品牌和掌握销售渠道是企业唯一的出路吗？还有，现在政府也在努力促使产业升级和转移，这个方向如何？

　　王珺：广东省的工业增加值占广东省总产值的比重大概是20%，增加值的比重低于全国4%～5%。这说明产业还不成熟，企业在研发和产品创新、工艺流程上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产业升级也是有多种形式的，例如工艺流程、产品性能和功能设置，产业转移是升级的一种形式，不是唯一的形式。现在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转移就是生产工艺，例如佛山的陶瓷，总部或者是研发部门都在佛山，开始向外转移的是生产基地，政府并不是希望所有的产业都转移出去，不可能的。佛山的陶瓷转移到江西和山东，东莞的制鞋转到湖北，顺德的家具企业转到四川，实际上都是生产链条的一部分向外转移，这就形成了新时期内地的前店后厂的区域格局，由此会带动区域之间的物流、配送、仓储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地区发展。

　　车克焘：我们纺织服装行业是贴牌生产，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深加工、高附加值，一条龙生产。如果谈到竞争力，中国的梭织面料，我集团一家差不多等于意大利所有的企业，如果加上山东的企业我们的产量差不多是欧洲的总产量。做面料不值得吗？科技创新、环保、节能减排，都包括在生产流程中。这是传统的产业，我们在其中就有机会，危机一早就开始了，单靠中国的劳动力是没有办法做下去的，一定要投资科技和创新，要用工业工程师将效率提高，将产品档次提高。刚才几位老师都提到说中国说要创立自己的品牌，但是创立一个零售品牌的挑战是很大的，欧洲和美国的品牌，例如LV要多少年的历史，多少的广告，投资才可以达到今天的位置，如果现在大家都提这样的口号，中国企业和工业都去创立品牌，这不现实。

　　黄亚生：不管做什么，企业可以盈利，本身就证明一种合理性，因此做贴牌是合理的，这是企业家自己的决策，不是政府代替他们做的决策。我不会跟车克焘先生争论这种模式，例如做纺织，其中有高科技的成分，如果一脚踢到湖南湖北去，在那个地区不能获得高科技的人才，就将这个行业毁灭掉了。

　　产业升级应该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赢周刊：最近广东的政策是，企业若不能就地升级转型就转移。而珠三角地区对于升级转移定出了时间表，各地方政府都有明确的指标。但是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该不要干预企业，要不要转型和升级都应该是企业自发或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徐沪初：从个体的企业运作来看，理论上政府是不应该关心的。如果从政府的角度考虑，政府还必须关心就业的因素。如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何帮助企业进行升级换代，政府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做的。

　　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珠三角规划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有的跟打造品牌相关，有的跟制造环节的提升有关，例如技术、研发和创意。现在珠三角明确提出一个观点，要从广东制造变成广东创造——在珠三角打造以工业设计、创造和研发为核心的全国性的基地，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此过程中，企业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打造全国性的基地来说，政府还须助力。

　　黄亚生：如果是政府主导经济，它考虑的是整个行业，是高科技还是低科技。但是很多的政府官员认为是夕阳和低科技的行业中，恰恰是有高科技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创新。比如诺基亚经常被认为是电信行业很先进的企业，而它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是做电信的，而是做木材和家具的。按照广东双转移的政策，这样的企业是要一脚踢开的。如果企业本来可能是去做高科技的，本来是要去创造品牌的，但是没有金融方面的支持，没有政策方面的支持，还要踢它走，这就是政府太强大了，代替了企业做决策。政府的作用就是创造环境，将污染改善，劳工权益进行保护。

　　王珺：产业升级是渐进的，这跟政府定出的时间表不太一样。现在的考评机制给官员带来了压力，导致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配置到需要的地方。例如我的企业想去肇庆，政府非要我去梅州，我又不愿意去，政府就给你更多的优惠，最后就是优惠项目的竞争。而企业拿到了优惠是否可以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

　　张曙光：中国经济发展，同政府之间的竞争有很大的关系，要否认这一点就没有过去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十年。政府竞争尤其是开始的时候，既有经济增长的竞争，也有体制变革的竞争，谁在变革中走得快，相应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政府之间的竞争是过去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越到后来，尤其是危机出现后，政府在体制竞争上可以说越来越弱，而在资源和利益的竞争上越来越强。这就阻碍了体制上的变革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