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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国进民退”不值得喝彩

2009年07月13日09:31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投资者报

  毫无疑问,大批国企尤其是央企,在多个竞争性行业的整合与突进,正引发各方议论。最新的动向,就是7月6日中粮集团联合厚朴投资,斥资61亿港元收购蒙牛乳业(相关评论、报道详见A11、B01~B05);而在近期房地产狂热中,那些敢于高价争拍地王的,也多有实力雄厚的央企或地方国企背景(相关报道详见B06)。

  这不是个别企业的偶发行为,而是新一轮“国进民退”浪潮的惊涛拍岸。我们虽然主张,如果企业行为是基于市场原则,无论是自身经营决策,还是不同产权属性的公司并购重组,都应当受到尊重和理解。但面对中国转型期市场经济的独特性,特别是改革30年来“国退民进”战略的重要进展,对新一轮逆潮流的“国进民退”,要多加鉴别,而不是盲目喝彩。

  以中粮此次收购为例,蒙牛是从国企伊利集团分离而成的,其超常发展速度,被视为非公经济的活力象征,它也成为中国乳业竞争与扩张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如今,蒙牛被央企收编,对公司整合资源、抢占市场或许有利,但中国乳业重被国资寡头掌控,则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难以克服的制度性先天不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国资与国企的相对低效率几成定论。因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选择将绝大多数行业向非公企业开放,以鼓励充分竞争。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当然难以与西方相比,考虑到国计民生的平稳过渡,一些特定行业也许还需国企直接掌控,但其数量应当越来越少,在多数竞争性行业,非公企业则应当越多越好,这也是最近十年来,中国坚持推行“国退民进”大思路的核心所在。

  再看那些仍被国资垄断的行业,无论民航、铁路、金融,还是石化、电力、电信,虽然也有改革大举动,但仍广受抨击,关键在于这些国企巨头,远未融入市场经济环境。它们在成本控制、业务创新等方面不思进取,长期享有的超额利润和优厚福利,多来自于巨额财政补贴和多重行业壁垒,它们作为企业的规模虽然不断壮大,但其持续竞争力仍值得怀疑。

  现在的新情况是,国资和国企并不只满足在垄断行业吃饱喝足,而是靠着政策、资金、资源和规模优势,向更多竞争性行业大举扩张,且严防非公企业冲破关卡进入垄断行业。如果说在乳业、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开始勉强按市场规则议价办事,在钢铁、民航、有色、化工、汽车等国资占绝对优势的行业,诸多民企被挤压、被收编则是家常便饭。难怪不少民企老板感叹,他们费尽心血做大后的最好结局,不过是乞求着成为各级国企的地方车间!

  我们难以对新一轮“国进民退”喝彩,原因正在 于此。市场经济的特质是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只要有能力在市场合法生存发展,按说不必从企业所有制属性上有所多区分。但在非公经济看似繁荣,实则根基不稳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沉重打击非公经济之时,放任国资、国企开疆拓土,大量抄底处于困境中的民企,难免有趁火打劫之嫌。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社会隐秘的政经惯性使然。回想近代史上,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很快就变味为“官督官办”,即使仍存“官督商办”之名,也只是肥了掌控权势的洋务官僚和红顶商人。这一历史延续到民国时期,就是无孔不入的庞大官僚买办资产,其局限性不仅没有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反而扭曲了经济结构,加重了贫富分化,葬送了所有人。

  今天的国资和国企,当然与历史上的官僚买办有着本质区别,其合法性和规范性也有根本性提高。但在数量庞大的国资和国企背后,近年来的确出现了新的盘根错节的权势利益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不少国资和国企被这一特殊群体所掌控,他们拿着市场经济的百万年薪,还享有处级、局级、部级的准官员待遇,随时因一纸调令进入党政系统,出任各级官员。

  一些国资、国企与某些党政官员的利益关联,甚至是公开秘密。陈良宇、刘志华等高官腐败案里,国资、国企往往成为权势者随意分割的肥肉,随便乱掏的钱袋。一些地方国企甚至央企,不断在某些官员支持下整合扩张、流失资产,其中的利益私相授受,糊涂账无数。

  因此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有相当一批国资、国企,没有根本脱离官管、官办之实,它们并非正常的国有、国管,更无法直接体现为全民所有、所用,一些国资、国企为了部门利益,不断曲解中央政策,公开与民争利,一些国企高管,为了政绩和升迁不计成本扩张,他们以做大做强国资、国企为名,在新一轮“国进民退”中,损害着更大多数人的利益。

  而国资、国企的利益协调两难,反衬出非公经济的重要价值。从规划上看,作为中国改革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非公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要从现在65%上升至3年后的75%,就要开放更多经济领域,继续做大做强非公经济,而不是反过来挤压其生存空间。

  从更远看,新一轮“国进民退”,要吸取上世纪90年代大量乡镇企业被挤压、收编的教训。从1984年获得合法身份的乡镇企业,到1997年底总数超过2000万家,资产总额约3.3万亿元,就业人数1.3亿,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30%,可谓盛极一时。但10年后的2007年,乡镇企业占GDP比重却不足30%,成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无法与GDP同步向上的重要原因。

  国资、国企与非公经济的此消彼长,涉及层面更多,利益博弈更复杂,基于中国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面对新一轮“国进民退”浪潮,决策层该适可而止,不必再推波助澜。

(责任编辑: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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