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 洁 上海报道

　　虽然中国已经意识到，避免不了走重组联合的道路。但目前中国经济建设引发的钢材产品需求，还处在上升期，离市场自动彻底调整还有一段过程。

　　对于钢铁业兼并重组在政策制定、实际操作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佐军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提出，“关键在中央统筹，无非就是制度和政策问题、不同的重组对象利益和权力的分配问题。

　　《21世纪》：为何钢铁兼并重组这一“老话题”，却常说常新，始终难见明显成效？

　　李佐军：难见成效的深层问题，还是实实在在的体制问题。首先是地方保护，几乎每个省都有钢铁企业作为纳税大户、金饭碗。

　　而打破地方利益，不是靠行业号召倡议就能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行政区划体制不利于跨区进行整合重组。还有，钢企分国有、民营、股份、外资等很多所有制形式，利益诉求、管理体制都不一，在重组过程难度很大。

　　《21世纪》：工信部表示正在研究制定《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条例》，您怎么看现有模式（或案例）的优劣？

　　李佐军：以省内外划分是一种模式标准，也可以按体制内外、内外资之间、大小规模上来区分兼并重组的模式。至于好坏，则因时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钢企所处的区域、形势、发展阶段来看，如果整合后竞争力提高、促进行业，那就是好的。就是结果导向。

　　重组进展比较快的，是省内、所有制内的重组。原因就是利益矛盾较小，好协调。而跨省、跨所有制形式之间就更复杂。但目前我们仍然鼓励、希望的是更多跨省、跨行业、跨所有制的重组，越多集中度越高。

　　《21世纪》：在兼并重组浪潮下，你会否关注地方钢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民营中小钢企们的“挣扎”？

　　李佐军：不同钢铁主体间有博弈是正常的，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它们之间怎么平等竞争？是否有公平制度保证比赛的共同规则？民营企业肯定是委屈了，因为没有享受到和国企一样的条件；地方企业在资金优势、资源信息方面，也没法和央企比较。

　　不要把钢铁业的兼并重组，视作需要被动解决的对象。走向完全竞争环节，本身是个制度变迁、公共博弈、由问题推着走的过程。目前推进钢铁业兼并重组遇到制度障碍，那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的利器。

　　《21世纪》：我国的钢铁产业眼下看起来有点“乱”——早年盲目上马的产能、对矿石等原材料巨大的渴求、对环境保护构成的压力、不少相关政策被“空置”的尴尬、地方税收就业及民生之所需等等，都纠结在了一起。从为产业长远健康发展的角度，应该怎样理顺这个“结”？

　　李佐军：这是多年来很多行业都存在的老问题。如果全球市场是比较顺畅的，按照经济学基本原理，产能过剩时价格应该下跌。为什么我们的市场没有进行这样传导？一是制度造就了信息不对称。当钢企意识到减产的时候，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二是经济周期存在起伏，而企业的预期却特别乐观。一旦经济下滑，产能过剩的问题立马凸显。

　　还有个重要原因，钢铁行业有地区分割，地方政府有政绩、GDP的激励，上马项目的时候容易只考虑任内之事。

　　另如三大矿石巨头，对于市场高度关注、高度敏感，形成一整套相互协同的机制，通过产量、价格的控制，形成市场合力。而国内那么多企业，很难形成一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