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面临着三重危机，除短期的金融危机外，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是人类长期发展所要面对的两个更为严重的危机。金融危机可以靠短期的经济刺激得以平复和修正，但由于大量碳基能源的消耗而引发的温室效应、环境恶化和全球生态系统的持续性退化，则不能通过政策刺激来消除，人类走出危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近年来，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框架机制的推动下，全球碳交易的配额市场和项目市场逐步形成，并出现了爆炸性增长。特别是随着前不久G8会议的召开，发达国家愿与其他国家一起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半，并且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应减少80%以上承诺的兑现，预计未来5年将是全球碳交易市场真正蓬勃发展的开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碳交易及其衍生的市场发展前景广阔。目前我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居全球第二。据世界银行测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超过2亿吨。发达国家在2012年要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其中一半要以CDM（清洁发展机制）的形式实现，可见CDM市场潜力之大。不过，尽管中国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却仍不是定价方。由于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凸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因此，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碳金融大大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值链分工。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使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这是全球金融的又一失衡。目前，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日元也正在摩拳擦掌，试图使日元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的第三货币。中国必须提前布局，积极构建碳金融体系，在全球能源金融新博弈中争取主动权。

　　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应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一是，把发展碳金融纳入到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框架内。碳排放在碳交易机制下被赋予了资产价值，但由于我国的CDM项目分散、中介程序复杂、审核周期长，市场交易机制不完善，降低了碳资产的价值转化效率。未来需要建立和完善碳风险评价标准，提高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定价权，为碳金融发展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

　　二是，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目前看来，在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问题上，欧元远远领先。2007年全球碳基金已达58支，资金规模达到70亿欧元。其中来自政府投资者的资金93.3%是欧元；混合购买者的资金84.7%为欧元。私人投资者的资金60.19%为欧元。其余为美元和极少的瑞士法郎和英镑。可见，国际碳交易使用欧元计价结算的需要近年不断提高。此外，美元、日元、英镑、澳元、加元等都具提升空间。伴随各国在碳交易市场的参与度提高，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搭乘碳交易快车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中国必须抓紧这一机遇将人民币与碳排放权绑定，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

　　三是，积极研究国际碳交易和定价的规律，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研究探索交易制度，建设多元化、多层次的碳交易平台，并且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加快构建中国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

　　四是，开展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目前世界银行已经设立了总额达10亿美元的8个碳基金。此外，挪威碳点公司、欧洲碳基金也非常活跃。中国要借鉴国际经验，着手设立中国CDM基金，同时加快开发各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加强全球碳金融的监管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