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这句曾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得到验证的古话，如今在浙江不断的“权力下放”的试验中，将再一次得到验证。

　　8月1日，中国首部推进“强县扩权”的省级政府规章——《浙江省加强县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若干规定》（下称《规定》）将正式实施。

　　这是浙江第五次“强县扩权”改革，此前的四次，使浙江大多数县（市）都获得了本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历史地看，浙江能从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变为经济发达、民众富裕的省份，与其很早就推行“强县扩权”改革有关。可以说，“强县扩权”改革为浙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

　　县域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基本单元。目前我国有2070个县域经济体，占国土面积的95%、人口的74%、地区生产总值的60%，以及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近70%。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

　　县域经济的发展，与行政管理体制密不可分。多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县级政府权责不对等、经济管理能力较弱、自主发展的空间较小。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市管县”体制，从行政、财政上确立了城市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县域经济的自主权。在“市管县”下，市把县的发展和财政大权以及相当部分人事权集中到市里，因此，无论从政府官员的个人前途还是城市集团的利益出发，市级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把各种资源和资金投入到工业和城市建设中去，农业和农村则被严重忽视。

　　因此，要推进县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增强县一级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也就需要从管理体制上对县域经济“松绑”，扩大基层经济管理权限，实行“强县扩权”以及“省直管县”，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

　　中国改革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对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实行放权式改革，调动和激发他们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县级政府直接面向农村和基层，如果其能获得更多的财权和行政职能，每个县就可以根据当地经济的具体情况，制定政策，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尤其对于像浙江这样的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省份来说，强县扩权不仅可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还能够大幅降低企业的时间成本和经营成本。

　　目前，全国有多个省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强县扩权”的探索实践，部分省份还开展了“省直管县”的体制改革。但是，从各地推行的“强县扩权”的实践来看，由于县级政府的人事权仍掌握在地市级政府手中，落实扩权政策时，扩权县与上级（地市）政府间的一些矛盾难以协调，一些地市级政府为了本级利益，不愿下放权力。这是当前“强县扩权”或“省直管县”改革中遇到的一个具有共性的难题。

　　例如，义乌市是浙江最早也是实行力度最大的“强县扩权”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义乌在上一次扩权改革时，金华市曾将36项经济管理权限以规章的形式下放，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只能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因此，虽然其在形式上合法，但仍缺失法律主体。当时规定，如义乌市政府遭遇诉讼，金华市则收回这些下放的权限。因此，“权力下放”，还需要制度化的保障。

　　本次浙江出台的《规定》，则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它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将省、设区的市政府需要下放给县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明确下来，而不是像过去一样随意性大。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其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强县扩权”工作真正落实下去，更在于它能将这项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经验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行政架构层级过多的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深入推进“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的体制改革，已是时候。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故此，浙江的探索，亦有很强的试验与示范意义。“权力下放”，当在明确改革的思路、原则、路径和步骤的基础上，清理修改制约审批权下放的法律、法规、规章，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