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前景日渐明朗，人们开始关注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预期等话题。这其中既有6月份国际原油价格回升导致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最近数月京沪等地楼市“小阳春”的推波助澜。但更直接的源头，恐怕还是上半年7.37万亿元天量信贷规模带来的普遍心理冲击。即便是不懂经济学的中国人，此时也完全可以理解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那句名言：所谓通胀，无非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

　　对此，货币当局无疑需要考虑对前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哪怕仅仅是“微调”。然而，有趣的是，中国央行并不情愿接受“微调”的说法，而是苦心孤诣不断发明一些新鲜名词试图取代这一更为简单明了的概念。

　　例如，在7月中旬的人大财经委员会议上和8月5日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两次提出要对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但这一概念本身就让人陷入云里雾里：中国货币政策从来都是相机抉择的，并不像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那样坚守单一规则，原本就没有什么静态微调、动态微调的区分。

　　在8月7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国外媒体的质疑，央行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动态微调”不是“货币政策微调”，而是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对货币政策的操作、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进行微调”。央行负责人同时还强调，这种“动态微调”实际上一直在进行，而不是下半年才开始微调，实际上央行月月、周周、天天都在根据市场的情况进行微调。

　　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首先，“对货币政策的操作、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进行微调”不正是货币政策微调么？难道“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的“微调”就不是微调了？要这么说的话，欧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岂非根本就不存在货币政策微调？其次，若果真如央行负责人所言，过去每天都在动态微调，那最近为何又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之？

　　显然，央行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回升关键时期，基础还不稳固，特别是企业的整体经营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客观上需要宽松货币环境再保驾护航一阵，而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更需维持“人工输血”。此时若提“货币政策微调”，哪怕只是战术层面的轻微调整，也很有可能被市场过分解读，引发恐慌。另一方面，或许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决策层已定调在先，“下一步要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可自由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于是不得不创造出“货币政策动态微调”这类名词以示区隔，它应包括存款准备金率、正回购、央行票据等一些比较“软”的政策工具；而将提高存贷款利率、收缩信贷规模等“硬”的工具归为“货币政策微调”。两者之间存在一道不可轻易逾越的红线。

　　笔者充分理解央行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在危机寒流的裹挟之下，世界各国央行大都陷入类似的境地。这种现象不妨概括为“全球央行独立性的整体下降”。以美联储为例，在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人们甚至戏言，“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格林斯潘继续当美联储主席就行。”

　　但今年7月15日，在弗里德里克·米什金、罗伯特·霍尔等著名货币经济学权威的牵头下，300多位美国经济学者集体上书，在一份提交给美国国会和白宫的联名请愿书中大声疾呼，“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正面临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国会方面要求将美联储纳入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GAO）审计范围的现实威胁，也来自白宫方面要求降低失业率的无形压力。在这种双重压力下，美联储对于通胀的专业判断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

　　所谓的“微调”，本来就不意味着短期内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生根本转向。因此，央行没有必要在这个话题上兜圈子，这样做最终只能是扭曲了微调的本来含义。央行不如直言在2009年下半年将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但列明主要的政策工具选项，如此便不会引发市场对于信贷规模突然收缩的不必要担心。事实上，无论是从央行自身的暗示，还是市场的预期来看，没有人相信下半年信贷规模还会像上半年一样泛滥成灾。

　　至于未来的通胀风险，2008年的经验已经证明，这对于中国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难题。但要注意的是，信贷规模控制虽然最终帮助中国率先走出了通胀，其负面影响同样也是巨大的。因此，为避免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不必要的“硬着陆”，央行从6月起已开始采取一些市场化手段回收流动性。但这还不够，尽快明确货币政策微调的路径和步骤，消除不确定性，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共识，才是正确的做法。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