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新格局

　　记者 姜欣欣

　　本期做客嘉宾：中信银行副行长 曹彤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伴随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我们注意到当前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全新制度性安排的呼声愈加强烈。

　　构建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新格局是解决当代货币体系深层次问题的最优方案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商业银行管理，特别是高端零售业务拓展和管理方面的专家；但同时也是一些重要金融学术研讨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作为学者，您主要关注和研究的领域是哪些方面？

　　曹彤：我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货币银行学，博士研究生专业是国际金融，平时对宏观金融和货币国际化关注得较多，尤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和思考。我和几位学者朋友共同发起了“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每季度一次，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在小范围内就宏观金融和货币问题进行一些交流，相互学习和借鉴。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在筹建国际货币研究中心，我也帮他们做些工作，希望能够组建一支兼顾学术和实际工作的、比较权威的研究力量，为我国宏观金融和人民币的改革及有效推进，尽一份力量。

　　记者：近三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因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将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暴露无遗。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您认为应持何种态度？

　　曹彤：当今全球的货币金融体系是在“二战”以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背景下，在两次大的历史性事件的推动下，形成的独特格局：全球各国均放弃了金本位制，各国货币均与美元建立基准关系（或固定或浮动），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全球货币事实上建立在单一美元本位币的基础之上，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造币税的收益。无疑，这一货币金融格局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美国自身的货币政策与全球的货币稳定间存在重大的内在冲突。当美国“全球争霸”

　　的国家战略或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战略需要资金时，美国自然会增发美元，形成全球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失衡，除了美国自身的道德约束力外，没有任何货币机制可以对其进行制衡。这一缺陷正是构成70年代以来历次大的金融危机，包括本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客观地说，各国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本质都有较深的认识，并围绕着如何长久地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是应该看到，由于“二战”及冷战以后形成的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这一问题的解决将非常复杂：一是各国货币重新退回金本位时代，与单一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挂钩非常不现实；二是当前国际上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包括欧元）能替代美元，成为全球的基准货币；三是美国绝不会自动放弃金融霸权地位，自动放弃其成为世界单一超级大国的根基。因此，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构建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渐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基于国家间力量相互消长的演进过程，并需要历史性事件作为“突变”的契机。

　　有鉴于此，我认为，现实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不能幻想美国会自动放弃（或自我根本性变革）其金融霸权的地位，需要在现有金融框架下与其周旋（如道义上促进其调整自身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进IMF决策机制，等等）；另一方面应加紧构建未来相对合理的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理论上、在方案设计上加紧准备，并取得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共识。

　　记者：以目前国际间理论与实践积累的情况看，在构建“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若干可选方案中，您更倾向于哪个方案？

　　曹彤：“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无疑是最优选择。一方面我们不能在放弃美元本位币的同时，又选择另外一种单一货币（如欧元）本位币，更不可能倒退回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或资源）本位币时代；另一方面，按现有的国际间强势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演进的趋势看，很有可能形成美元与欧元平分天下的格局（英镑与日元正逐渐被边缘化），而这一格局对全球来说仍是不稳定的，除了由于美欧之间经济结构的高度相关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的自身市场潜能未被充分考虑在内（目前亚洲已占全球GDP的1/3，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42%）。因此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成为最优选择，而以当前格局来看，这一多元化体系当然应以美、欧、亚三足鼎立为主（长期来看，随着拉美、非洲的发展，多元化体系可以进一步涵盖五大洲）。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11月华盛顿G20会议上曾明确提出改革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四点建议，最后一点就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这一建议既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也为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亚洲货币金融安排应以人民币为基础，构建以“亚洲人民币”为中心的全新货币制度

　　记者：构建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新格局，需要在亚洲形成一个统一的、并共同以此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全新的亚洲货币制度体系。就目前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看，您认为这一货币制度体系可能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曹彤：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以日元为中心，日元成为亚洲各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推动“亚洲日元”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二是以人民币为中心，人民币成为亚洲各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以此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三是产生“亚元”，以中、日为主体，亚洲各国共同创建一个全新的并最终替代全部亚洲参与国家货币的亚洲统一货币制度，并推动其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

　　由于日本自身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其与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尽管日元早已实现可自由兑换，但亚洲各国对日元的信任度和接受度仍普遍较低，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第一种发展方向可能性非常小。而第三种“亚元”的方案，也是日本曾经明确提出来的，其目标是要建立类似于“欧元”的“亚元”。从亚洲长期的发展进程来看，“亚元”的产生也是有可能的。但由于亚洲各国间相互独立的政治经济发展取向（与欧元区有着巨大差异），同时中国崛起以后，如何安排内部的货币机制，也很难按照日本一相情愿的想法达成一致，因此，“亚元”的产生尽管最终可能符合亚洲各国的利益，但中短期来看，可能性也比较小，应属于长期构建的目标。

　　现实来看，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无论是经济、文化、外交还是军事，都处在领先地位。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负责任的做法，赢得了很多亚洲国家的信任。以“亚洲人民币”作为构建亚洲区域货币体系的主体，并以此参与国际间金融格局的重建，无疑是区域货币构建中可能性最大的。再加上中国不断增长的大国实力（GDP和进出口总额均已列全球第三，GDP将于两年内成为第二）和与亚洲各国间迅速增长的国际贸易往来（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3.3%是与亚洲国家间的往来，并占东盟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相信在十到三十年的时间跨度内，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完全有可能的。

　　记者：您能进一步阐释一下“亚洲人民币”的内涵吗？

　　曹彤：定义“亚洲人民币”需要借助“欧洲美元”的概念。“二战”以后，美国及时把握住了欧洲重建的历史机遇，推出了“马歇尔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向欧洲提供美元借款，但要求该款项必须用于购买美国的物资，并且借款国与所有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包括与美国和欧洲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均使用美元进行结算。该计划表面上的结果是推动了欧洲的重建，但更具历史意义的结果是，美元得以在欧洲大陆广泛流通，得以在交易计价、结算和货币储备方面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产生了在美国以外的欧洲地区用于存款、贷款、金融市场交易和国际货币储备的“欧洲美元”，从此“欧洲美元”在欧洲区替代了马克、英镑和法郎，一举奠定了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基础，也奠定了当今全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与“欧洲美元”相对应，所谓“亚洲人民币”，是指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亚洲地区各国普遍接受以人民币作为亚洲地区间经济与贸易往来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存款、贷款和金融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

　　在认识“亚洲人民币”方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亚洲人民币”代表亚洲，并不只代表中国。我们知道，现代大国崛起普遍伴随着在金融领域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迅速提高，伴随着该国的货币为国际间贸易和货币储备接受度的提高。但同时，这种金融影响力的提升，也对既有的国际秩序构成重大影响，一方面会导致既有大国的坚决抵制，恰如当年欧元产生时，就面临着美国的强大压力；日元在国际和亚洲的影响力也是美国始终遏制的对象；另一方面，周边国家也会对此非常敏感，担心成为新型经济体或货币的附庸。对此我们必须要看到，当前亚洲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巨额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的贬值危险（亚洲占全球外汇储备的42%），非正常波动的美元汇率导致的国际结算的损失，美元本位制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周期性的重大金融危机等。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根本点就在于要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亚洲人民币”的产生与发展正是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为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来自亚洲的影响力和利益分配载体，能够代表亚洲国家获取平等的国际金融利益。

　　“亚洲人民币”的产生机制和信用保证

　　记者：对于长期保持国际收支盈余的中国来说，在亚洲地区流通及储备的人民币必然意味着形成国际收支中的人民币赤字，形成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净流出，那么，这些人民币是如何流出或者说“亚洲人民币”是如何产生的呢？

　　曹彤：主要将经过以下三个途径：第一，亚洲区域结算或汇兑往来。中国不断增长的大国实力和与亚洲各国间迅速增长的国际贸易往来(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3.3%是与亚洲国家间的往来，并占东盟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决定了在亚洲加快推进贸易项下的人民币结算，并进而推进非贸易项下的人民币汇兑，大力鼓励边贸人民币现钞往来，对于形成亚洲区域流通的人民币，建立亚洲人民币市场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我国在贸易项下，即向亚洲国家进口7000亿美元，约4.8万亿人民币，理论上（如果全部以人民币对外支付）相当于仅在贸易项下即可向亚洲国家输出人民币4.8万亿元。因此，加紧构建人民币跨境结算体系，对于人民币走向亚洲，产生“亚洲人民币”意义重大。

　　第二，亚洲区域人民币（境外）贷款派生。流通中的货币源于贷款派生。贸易项下及非贸易项下流出的人民币是中国境内人民币贷款派生的结果。如果能在亚洲国家内部建立人民币贷款的机制，则亚洲国家就具备“自我”创造人民币的能力（与我国各银行在境内发放美元贷款，进而“自我”创造美元的原理和机制一致），会大大强化亚洲国家（地区）内流通中的人民币的数量，尤其是对于香港、新加坡、东京等金融中心而言，每天都在借贷大量的各币种的货币，多增加一个人民币币种，在信贷机制和信贷管理方面，不需过多的额外投入。境外人民币贷款，应从贸易融资入手，首先围绕着巨额中国与亚洲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往来进行人民币融资安排，这样人民币就不再是单向在进口项下流向亚洲各国，而是进口与出口的双向流动，理论额度也将扩展到9.3万亿人民币（以2008年中国与亚洲进出口总额1.4万亿美元折计），将大大加速“亚洲人民币”的产生过程。在贸易融资项下贷款机制完善后，可向亚洲国家的人民币项目贷款、工商贷款和消费贷款扩展，推动人民币与企业和居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

　　第三，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输出。推动亚洲地区主要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开展人民币业务也是建立“亚洲人民币”市场的重要方面。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行和交易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全面进入亚洲各国的资本项目，意味着亚洲各国对人民币的依存度和信任度大大增强。在这方面可考虑三个层面同时推进：即中国境内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如银行间市场、上交所、深交所)对亚洲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开放，接受这些金融机构和企业来境内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票据、债券和股票；在香港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票证的交易和清算；在新加坡、东京等亚洲主要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票证的交易和清算。

　　目前看，至少前两个层面的市场需求已经出现，相关的政策和制度障碍已基本可以解决，事实上在香港地区发行人民币债券（非交易所发行）的工作已经开展，且效果良好。资本市场人民币融资工具的推出标志着人民币为亚洲区域深度接受，标着着人民币不仅成为以贸易为主的结算货币，而且成为资本项下的储备货币，其影响尤其深远。

　　记者：对于“亚洲人民币”的发展阶段，您个人有何预测或建议？

　　曹彤：通常来说，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须具备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前提。一方面该国应具备良好的内外经济条件，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物价平稳、贸易扩张、货币独立以及合理的流动性比率和国际收支结构等。另一方面该国在政治上应具备普遍公信力，严格遵循国际规则，切实履行各项国际义务。回顾国际货币形态和汇率制度的百年更替历程，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世界性货币，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世界经济主导力量转换和大国利益诉求调和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历史上，英镑、美元、日元以及欧元都先后开启了国际化货币之路，但各自道路迥异：英国和美国依托霸权在不同时期实现了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欧元受欧盟一体化程度(尤其是政治一体化进程的缓慢)所限，始终未能完成挑战美元的重任；日本虽然在上世纪下半叶一度执全球贸易和投资牛耳，却终因金融市场开放度低、长期受到美国打压、没能建立日元创造体系、政治外交上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因素制约，不但其国际化征程步履维艰，而且该国经济甚至出现了长达十多年的停滞局面。

　　构建以“亚洲人民币”为中心的全新货币制度，人民币真正走上“通用货币”的历史舞台也必将伴随相似的历程，需要提前做好总体规划。我个人建议，应按照大体三十年的跨度，区分三个递进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制度性安排：初期阶段以美元作为亚洲人民币的信用保证，即实行美元汇兑本位制，亚洲人民币的目标是成为结算货币，人民币管理仍保持有条件兑换的现行制度。中期阶段仍以美元作为亚洲人民币的信用保证，但随着人民币沉淀量的增加，加上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亚洲各国企业和个人接受和保有人民币的意愿增强，人民币开始从结算货币向储备货币转换，人民币管理逐步过渡到完全自由兑换阶段。远期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尤其是政治和军事地位的提升，人民币最终为亚洲各国政府、企业和个人所接受，此时，人民币以中国自身为信用保证，摆脱美元的汇兑本位制，成为亚洲国家的储备货币。

　　（该访谈言论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曹彤 1968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硕士，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现任中信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