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会很exciting（刺激）！”龚方雄带点率真地评价说。

　　7月31日，摩根大通宣布，其首席中国经济师兼研究和策略主管龚方雄将担任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兼中国综合公司/企业投融资主席。这意味着，继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区副总经理张化桥之后，又一位华人明星经济师转向投行业务领域，化身投行家。

　　在A股市场，龚方雄极有人缘，被称为“永远的多头”；在香港，他也有个类似外号——“公（龚）牛”，且香港媒体极爱将他与常看空股市的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分析师谢国忠作对比，戏称二者是“一对活宝”。但隔行如隔山，从未涉足投行业务的龚方雄，显然面临一场新挑战。

　　但这样的挑战并非头一遭，就像在进入美国银行之前并未接触过汇率市场、进入美联储之前未接触过债券市场，以及从物理专业的大学生转读经济学研究生一样，“不重复”三个字始终贯穿着龚方雄从学生时代到职场生涯的每次转换。

　　而且，按照金融圈内的说法，投行是“拼资源”的地方，且拼的主要是人脉资源，在这方面，龚方雄不仅不是“一贫如洗”，相反很有积淀。

　　《投资者报》记者采访获悉，龚方雄的任命已在摩根大通内部公开，将于8月中旬后正式履新。当记者问及最近两周进行交接工作时，他会否为投资者带来“最后一份报告”，他笑言“不会再发表研究报告了”，但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态度不会改变。

　　做金融就去暴风眼

　　尽管在金融界浸淫多年，龚方雄本科攻读的却是不太相关的物理学。1982年，龚方雄考入北京大学，选择了最尖端的核物理专业。

　　在北大期间，龚方雄热衷于听各类讲座，一种隐约的感觉告诉他，自己似乎不是个学物理的人。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厉以宁首创在北大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先河，龚方雄听了很多他的讲座，对西方经济学越来越有兴趣。

　　“我是个很实际的人，物理学研究的课题太过理想化，况且当时中国的物理学已具世界水准，供后来者发挥的空间有限，而经济学还是一片空白。”龚方雄回忆说，“我个人的性格是喜欢做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喜欢接触现实。”

　　在大学三年级时，龚方雄立志转学经济。

　　碰巧，1985年北大研究生招生改革，有一定比例的本科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免试读研，且允许任选专业，龚方雄成为幸运儿。因常去听厉以宁讲座，二人相熟，于是他找到厉以宁表示想上他的研究生，而厉以宁也正好要找理科学生，二人一拍即合。

　　龚方雄于是进入北大管理科学中心（现光华管理学院前身），攻读运筹学和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奖学金，攻读金融经济学博士。

　　在沃顿商学院期间，本应5年毕业的龚方雄，因毕业论文《证券市场的通胀风险溢价的评估》被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看中，提前一年毕业。

　　龚方雄认为这段经历对他很重要，使得他拥有了政策的思维，对以后政策的把握更加准确。1995年，龚方雄加入了格林斯潘团队，研究美国债券市场，每两周向其汇报一次。

　　第一次给格林斯潘作报告的场景，让龚方雄记忆深刻：“我上去开讲没两分钟，就看到格老闭上了眼睛。我以为他不感兴趣，于是很快把文稿过了一遍，然后接受提问。没成想，格老一睁眼，就从头开始问，细致到连一个非常小的数据都能拎出来让我重新解释。”

　　在美联储待了一两年后，猎头公司找上门来。其中，美国银行邀其做汇率市场策略，所罗门兄弟提供了债券市场研究的职位，依照龚方雄“不愿重复”的个性，研究汇率显得更具吸引力。

　　1997年8月，他离开美联储，加入美国银行。几个月后，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龚方雄如愿到了香港。

　　“做这一行就是要到暴风眼去，金融市场一潭死水有什么好做的。”他事后分析说，“美国给我的感觉是市场很成熟，做什么都有一套准则。但新兴市场什么东西都有待开发，有待建设，有待你设立游戏规则，新兴市场对我更有吸引力。”

　　在龚方雄看来，香港对中国人来讲是做金融最好的地方。用了近8年时间，龚方雄在美国银行做到全球货币及利率市场策略部联席主管的职位，当必须调回纽约或伦敦时，他选择了放弃。

　　此时，摩根大通向龚方雄伸出了橄榄枝。“摩根大通为我专门设计了一个平台，包含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这也是华尔街第一个把宏观战略和微观战略结合在一起的平台，非常吸引我。”

　　龚方雄由此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二段旅程。

　　全球视角，中国聚焦

　　2000年完成重组的摩根大通在投行业务方面几乎为零，但却在极短的时间里崛起。摩根士丹利一位投行人士向《投资者报》评价说，这是因为摩根大通当年从同类公司挖到了几个“狠角”———李小加（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现为港交所行政总裁）、方方（现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执行官）等，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已在美林、高盛等其他投行的中国业务上取得了成就。

　　相比而言，2004年6月加盟摩根大通的龚方雄，此前在中国市场并无作为。

　　“摩根大通当年在上海组建新的中国研究部时，弃用了在内地市场已建立相当知名度的郑杏娟，反而从外部聘请了龚方雄加盟。这在当时来看，十分令人费解。”摩根士丹利这位人士对记者分析称，这可能是因为国际大行更倚重来自华尔街的华人金融专家，在龚方雄之前到任的方方、李小加，都有华尔街从业经历。

　　为了龚方雄的到来，摩根大通将中国证券研究根据地从香港移师上海。几年过后，目前逾20名分析师组成的中国研究部在国际投行中规模可算是最大。

　　这段旅程目前来看，龚方雄十分满意。在龚方雄的统领下，摩根大通的中国研究团队连续四年（2006至2009年）被《机构投资者》杂志评选为中国最佳研究团队，这一奖项在业界被称为“金融界的奥斯卡”，而龚方雄本人更连续数年被数个知名杂志评为中国最佳分析师和策略师。

　　龚方雄坦言，这种成绩的取得，是因为他具有“全球视角，中国聚焦”的优势。“很多分析师要不就有全球视角，但缺乏对中国的了解，要不就是很了解中国，但不具备全球化视角。”

　　从北大—沃顿商学院—美联储—华尔街—香港，龚方雄一路走来，看似顺其自然，实际都有精心的权衡与抉择。

　　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理性得让人望而生畏的人，但他也有很感性的一面。他告诉记者：“我一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学会一项乐器，比如钢琴。有时候很累的时候，想象一下，如果能弹弹钢琴，对音乐很投入，那就很放松。”

　　惊天报告成众矢之的

　　早在10年前便到香港工作的龚方雄，自嘲广东话“识听唔识讲（会听不会说）”。原籍江西，半个客家人的他，现在把家人安排在上海。至于为何不举家迁来香港，龚方雄很腼腆地说：“主要是为了儿子能学好中文，上海的中文教育水平很高。”

　　对于内地投资者而言，龚方雄的大名被他们所熟识，并非他获得了诸多奖项，而是跟一份“惊天报告”密切相关。

　　2008年8月19日，龚方雄在写给内部客户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中央政府正考虑出台2000亿到4000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此报告次日经媒体传播后，被视为政策救市的坚定信号，中国周边股市一齐上涨，涨幅最大的上海股市当日涨幅高达近8%。

　　舆论一时哗然，有人痛斥龚助摩根大通推高股市，又有人揣测他的消息来源是其授业恩师、经济学家厉以宁，甚至连与他有一面之缘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受牵连。

　　此后有关其是否涉嫌泄露内幕消息的质疑不断，对此，龚方雄强调，当时作出刺激政策预测时没有所谓“内幕”。

　　“有关报告发出后，市场上仍有很多反对声音，表明当时决策层及智囊并没有取得共识，也就是说没有内幕。”他解释说，自己的预测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和全球金融危机恶化的程度，都是建立在数据分析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上。

　　在龚方雄看来，中国经济受到政策层面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很多机构往往只关注市场层面的因素，在做研究时也就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真正的投资行为，需要投资者自己负责。市场没有永远的正确，这一点巴菲特也做不到。”

　　A股3000点以上才是真牛市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令华尔街投行整体受损严重，但作为非独立投行，摩根大通却在危机中损失较小。合并贝尔斯登后，令其实力大增，一举跨入超级投行之列。

　　包括今年二季度在内的过去四个季度内，摩根大通的投行四大类业务排名全球首位，摩根大通因而更加雄心勃勃。尽管龚方雄并无投行业务的工作经历，摩根大通依然选择了龚方雄挑起投行业务的重担，这背后，自然与龚方雄身后的人脉资源和其在中国市场的“明星经济学家”的知名度有关。

　　龚方雄曾就读的北京大学涌现了一批在金融业的学子，比如央行副行长易纲、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等，现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也是北大经济学博士。此外，龚方雄的导师厉以宁是中央所倚重的经济智囊，许多弟子均身处中国经济的显赫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龚方雄实际上拥有比常人更优越的人脉关系。

　　在资深投行人士温天纳看来，投行最看重的就是关系和网络，而龚方雄恰好都拥有。

　　方方对《投资者报》表示，金融危机令中国客户对摩根大通信心极大增强，有了龚方雄的加入，将会更有利于摩根大通中国业务的拓展。

　　根据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摩根大通最近的中国投资银行领域十分活跃：今年5月及今年7月曾分别担任中国忠旺控股12.7亿美元香港IPO以及北京金隅8.84亿美元香港首次公开招股的账簿管理人，这两项IPO是今年亚洲市场的最大两单。

　　摩根大通今年7月亦在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与曼公司（MAN）的7.96亿美元战略性联盟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该项目据Dealogic数据称为亚洲及中国汽车业2008年以来最大的兼并收购项目。

　　记者注意到，龚方雄履新前对内地市场的最后表态是——A股3000点以上才是真正的牛市开始。

　　“在未来6至12个月，全球经济不排除在美国的引领下出现一个比较强劲的周期性反弹，而中国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比全球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