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要建西部金融中心，应从上到下（即从政府到民间）与从下到上（即从民间到政府）一起推动。

　　建设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首先是领袖或者是金融人才。金融人才分为尉官、校官、将官和元帅。

如果我们将经营几千万美元的叫尉官，经营几亿美元的叫校官，经营几十亿美元的叫将官，经营百亿美元的叫元帅，那么，例如中金公司有2000亿美元，就需要20个元帅。但是，即使在全球华裔界也只能找到些尉官、校官，难找到将军和元帅。有时，就像特殊的战争年代一样，让一个团长、师长带一个集团军作战。中国今天面临的“金融战争”，首先是一场人才的战争。据我们研究，中国金融人才中，算是金融尉官、校官的不过七八千人，而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需要十万金融将才和帅才。所以，建金融中心要大力发展和培养人才。

　　其次是金融组织机构。无论是辐射过来的还是本地法人机构，成都的金融组织都不是很多。而金融组织不仅意味着经济资本，同时意味着社会资本。一个人、一个组织机构的文明程度与他的日活动半径大小成正比。我们的一项抽样统计显示：在我们这个地方，每天可以与四十个人接触，而在华尔街每天可多达一万个人。

　　第三是制度，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写过一本书叫《资本的秘密》。书中大概说到，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65亿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与全球化无缘或者被边缘化了。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的发展。

　　我们西部金融制度的建设远远跟不上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广大乡村的金融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中国特别是西部，特别需要现代金融科学知识闪电的照耀。我们要在金融制度建设上下大工夫。成都渴望和呼唤一个金融中心与中国西部共同成长。

　　第四是创新。如果说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原因之一是美国金融制度200%的过度创新，那么中国金融创新以美国的一百分作为参照系，还不到40%。因此，美国是金融创新过度，而中国是创新不足。所以，我们要正确看待全国各地积极打造自己区域性的金融中心。

　　第五是利益分配。

　　最后是愿景。我们在以上的五个领域下大工夫，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我曾参与了建设中国西部金融中心，为后人留下了一座永恒的金融之城。（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全球化与领导力研究中心教授，该文为作者近日在第二届“成都金融街发展论坛暨西部新资本力量峰会”上的发言）